蒙曼·人人有詩意

《蒙曼 人人有詩意》

蒙曼曾擔任《中國詩詞大會》嘉賓評委，她精通中國古詩詞，對詩詞及詩人寫詩的故事有著獨到見解。她常常能看到詩人的偉大之處。比如她最愛李白的詩。從詩的境界來講，她認為浪漫主義詩人有特別高妙之處。她說李白的偉大恰恰在于人人都腳踏實地，只有他飄在云端。她也喜歡杜甫。她認為杜甫的偉大之處，是大家都腳踏實地，而他踏得更深，比大家都更深邃。蒙曼認為還有一些詩人，在腳踏實地的時候能夠踏得如此踏實，當他想超脫的時候，又能夠立身在山頂之上。


每個人都有詩意。蒙曼認為，詩給了我們另外一種視角，讓我們可以如在云端，有距離地看待今天的生活。
采訪蒙曼，她自稱只是一名詩歌的愛好者。她喜歡詩，卻不是詩人。作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學教授，她的本業是歷史。如果說最好的詩跟現實會有一定的距離，而歷史學最大的特點是歷史跟現實永遠不可以脫節。早在2007年，蒙曼30歲出頭便登上央視《百家講壇》，成為這個節目最年輕的主講人。在講述武則天時，她以宏大、客觀的歷史視角看待武則天的影響。有人說，她在講述歷史時有獨特的女性視角。其實當代社會的變化會給歷史學帶來嶄新的視角，大概正是當代女性的優秀表現給予了她特別的認識。同時她給學生講述《中國古代婦女史》課程，她也由此更加明確當代中國女性有很廣闊的發揮空間。
赤誠面對生活
蒙曼認為最好的詩一定是真誠的。詩人在他寫詩那一刻，他迸發出了人生中最真誠的情感。在生活中，精通詩詞給蒙曼帶來的最大好處是能夠更敏銳地去發現美，更赤誠地去面對生活。
在最近參加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動中，蒙曼聽到了迷人的法文詩歌朗誦。她并不懂法語，卻傾聽到詩中音節、音韻傳遞出的美感。這樣的狀態恰與她兒時最初接觸詩詞時一樣，即使不懂詩詞更深層次的意思，但依然能感受到美。蒙曼舉例，就像“兩個黃鸝鳴翠柳”，她兒時會從音韻與色彩中去理解詩。
而到了青春期，隨著對詩詞涵義的理解加深，蒙曼眼前有新的美出現了。當讀到“楊柳岸，曉風殘月”，她逐漸感受到詩中的意境之美；再后來，她領會到文字的精巧美意。譬如，“何處何生愁，離人心上秋”，“愁”是在人的心上加一個秋天的“秋”；到了青年時代，蒙曼開始放眼看世界，她更容易感受到波瀾壯闊的力量。這個時候，她喜歡“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這樣的詩句；慢慢到了中年，她看到了杜甫詩中更深邃的力量，杜甫關注更廣闊的社會生活，貼近人心疾苦，讓人感受到大地的溫度。
蒙曼以李商隱的《無題·八歲偷照鏡》舉例，向記者講述好詩能展現出的豐富層次。在她小的時候，讀到的是詩詞中音節音韻的美。稍微長大一點，她看到的是詩中的色彩。她說：“愛美之心在中國古代是有正面的理解的。詩人對芙蓉花的美的追求，和對衣衫的美的追求融為一體。”再大一些后，她明白這首詩原來講的是人生的一種不得意。她說：“這個小姑娘，從小對美有那么天然的純真的追求，又那么努力地訓練自己，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好。但是為什么哭泣呢？沒有人來向她求婚，她是一個如此美的人，無論是外在還是內在，但是她的美落不到實處。”蒙曼由此引申到李商隱本人，他有對美的追求，寫詩寫得那么好，也很有學問，可是他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繼而做官的機會。這個時候，他跟詩中那位小姑娘融為一體，一個人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所有的美到最后都白費了。“這樣的情感是人有一定經歷之后才能理解得更深。”蒙曼說。
蒙曼最喜李白詩，她認為李白是大唐盛世的最好體現。蒙曼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歷者，她認為李白詩中蓬勃向上的時代力量與當代精神的契合度最高。

有節制的創作者
在蒙曼童年的記憶中，爸爸媽媽是非常愛看書的人。她的家里有很多藏書。因為父母經常去書店買書，以至于后來書店的員工拿著書單直接到她家，讓父母選購。因此蒙曼從小的閱讀體驗非常豐富。與學詩類同，蒙曼對歷史的認識也隨著不同年齡階段而不同。小時候學歷史，蒙曼對歷史掌故更感興趣，比如她很小就可以跟人講述“模棱兩可”的故事。后來攻讀歷史專業之后，她會對真相更感興趣。“我們也會去探討。比如大家都說這件事是這樣的。但它真的是這樣嗎？現在我經過一些調查，發現它不是這樣的。還原的真相可能與真相之間有很大區別，這是學歷史面臨的最大的難點。歷史遺留下來的記載往往是破碎的，而且集中在有限的區域、有限的人群中。這是歷史材料搜集與分析的難點。”她說。而如今，蒙曼更加認可“經世致用”，認為學習歷史的關鍵是要對社會產生作用。
往往因為有了新的理論，會帶動一些新的歷史材料被認可。這是學歷史的另一個難點，即創新理論。蒙曼說，人們對歷史的興趣，跟現實密切相關。“最初你會覺得大難題是材料的難題，后來你會發現即使同樣的材料擺在眼前，這個人就能看出這個問題，那個人能看出那個問題來，每個人的視角不同。而且隨著我們認識的變化，會產生新的思考問題的角度。比如，過去誰也不認為老百姓的歷史有什么意義，大家都看帝王將相的故事。但是現在，因為認定老百姓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所以我們會去注意關于老百姓的著作，會去看漢簡里一個士兵給家人寫的信。”她說。
蒙曼曾在《百家講壇》講過武則天的故事。無論是講述歷史故事，還是講述詩詞與詩人背后的故事，蒙曼都是一個有節制的創作者。“如果沒有節制，你是小說家了。講詩詞的時候，我只是告訴你，詩人當時是這樣的一種心境，他是在這樣的一種狀態下創作的，所以我說的每句話盡可能做到言之有據。在百家講壇講故事的時候，還原真相是第一位的。所以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創作，是帶著鐐銬的創作，必需不違背事實，符合情理。”她說。
這樣一個站在歷史角度講故事的講述者，與普通講故事的人最大的不同是她在講述故事的同時也在討論它的意義。蒙曼認為，真相和意義是夾在一起的。沒有一個真相中不包含意義，也沒有一個意義可以脫離真相而存在。她講述歷史故事時，也在講述她心目中的真相和意義，只不過人生本來就是由故事構成的。
因此，在講述歷史故事時，她會把她講述的故事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去看待。她最大的特點是視角比較宏大。在講述武則天時，她最想告訴大家，武則天對于中國歷史到底意味著什么，她突顯了中國文化的哪些特點。她說：“這就像你對著一張紙，有人說這張紙的一個角上有一個黑點，你隱約能看到。你說是一個還是一個半呢，你一直在糾纏那個問題。你看不到那張紙，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一直是傾向于跳出來看。它有一個黑點，兩個黑點，那是小問題。但是我先要告訴你我看到的是一張紙。”

有膽識的女性向來得到正面認可
蒙曼認為，中國婦女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在研習《中國古代婦女史》時，蒙曼認識到，中國從來沒有把女性限制在一個非常難堪的維度里，沒有過完全不承認女性能力的階段。
她說：“中國講，男主外，女主內。這不僅僅是一個空間的間隔，其實是傾向于這樣的觀點，只要是女性為家庭做的貢獻，都叫做主內。它并不限制你在外面做事情，比如你做生意掙到的錢是給家人用的，那你就是一個典范。中國古代有膽有識的女性一直是受到正面認可的，而且她在家庭中是有足夠的權威的。哪怕是古代中國女性在性別上受到的歧視，也以孝道的形式加以彌補了。當她成為母親的時候，她在家里的尊嚴感是非常強的。”
蒙曼認為，中國文化是有彈性的。這個彈性是古代文化給今天最好的饋贈。她說：“因為中國文化有彈性，所以女性的翅膀雖然有一些彎曲感，但是相對來講算是在那個時代的合理空間中。中國古代婦女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聰明伶俐地運用著這樣的一個空間，所以她們方方面面的能力有足夠多的鍛煉機會。”
每一代人最后都成為歷史，這代人做了什么，那么歷史就會積累到哪一步。不要說因為歷史是這個樣子，我們今天就只能這么做。因為你在締造歷史。在與蒙曼的對話之中，記者看到了才華帶給當代女性的智慧與廣闊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