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評點（上）
編者按：
本文是黃霖教授為“古代文學名著匯評叢刊”所撰寫的總序，全面介紹了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評點這一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樣式。今刊發以饗讀者。“古代文學名著匯評叢刊”由黃霖、陳維昭、周興陸三位教授主編，第一輯三種《詩經匯評》《唐賢三昧集匯評》《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匯評》近日已由鳳凰出版社推出。
一
評點是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樣式，其主要特征是在正文邊或天頭上有評語或點圈。其評之源可上溯到秦漢的經史之學。如《易》之有系辭、說卦，《詩》之有《毛傳》《鄭箋》，乃至司馬遷的“太史公曰”，《楚辭章句》每篇前的小序等等，均可視之為其濫觴。后加上看書時隨手“點煩”“點抹”“鉤識”“朱墨別異”等，就形成了一套有圈點、有批語、有總論的評點模式，并逐步完善化。宋中葉以后，始有刻本
（葉德輝：“刻本書之有圈點，始于宋中葉以后。”耿素麗點校《書林清話》卷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宋元間曾出過呂祖謙、真德秀、方回、劉辰翁等著名的文學評點家。至明代，刊刻評點之風大盛，整個清代也久盛不衰，以至到當代，一些評本的出版還絡繹不斷，致使若干小說作家也按捺不住，紛紛伸紙弄筆，批點起一些古典文學名著來了。
文學評點的走紅，恐怕與宋代呂祖謙的《古文關鍵》的一炮打響頗有關系。俞樾曾評此書曰：“先生論文極細，凡文中精神、命脈，悉用筆抹出；其用字得力處，則或以點識之；而段落所在，則鉤乙其旁，以醒讀者之目。學者循是以求，古文關鍵可坐而得矣。”
（俞樾《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后跋》，清光緒廿四年江蘇書局本《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末）
《古文關鍵》的評點，不僅使一些經典選文精神全出，而且其卷首的“總論”也十分精辟，如《論作文法》云：
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
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
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期間，然后可。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也。
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為文之妙，在敘事狀情。
筆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語新而不狂。
常中有變，正中有奇。
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
辭源浩渺而不失之冗，意思新轉處多則不緩。（呂祖謙《論作文法》，清光緒廿四年江蘇書局印本《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上）
諸如此類，都是創作經驗的總結，具有高度的概括意義。
其后，樓昉《崇古文訣》、謝枋得《文章軌范》、周應龍《文髓》、真德秀《文章正宗》等相繼致力于選文評點，揭示“文法”，“抽其關鍵，以惠后學”
（樓昉《崇古文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354冊），
卷起了第一陣文學評點的旋風。這一代評家，多深得文章奧秘，下筆淵雅得體，故其書能風行，其人亦足傳世。明人隨其后，文學的評點擴而大之，推向詩詞稗曲各體，乃至對儒家的經典也敢用文學的眼光、評點的手法去重新解讀，真可謂是百花競放。到明末清初，終于出現了如金圣嘆這樣天才的評點大家，將文學評點推向了高峰，為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特別是敘事文學理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凡事如一窩蜂似的爭上之時，必然是泥沙俱下，并招致一些嗜利之徒蠅營蟻附而拼命跟風炮制，幾使部部名著有評點，家家書肆出評本，其粗劣、惡俗、拼湊、抄襲之作也就層見迭出，這就必然使評點遭致一片詬病，乃至詈罵之聲。
當然，假如對于評點的否定僅僅是針對一些粗劣惡俗之作而發，當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然在歷史上蔑視與否定評點的原由并非這么簡單，主要還是有相當一批有影響的文人學士在思想認識上并不認可這種批評樣式。其深層次的原由約分三類：
第一類是封建社會中的儒學衛道者。他們將儒家經典奉為神明，就將用非傳統的儒家觀點與方法來評點《詩經》《尚書》之類視之為旁門左道，甚至是洪水猛獸。如錢謙益、顧炎武等看到孫鑛、鐘惺等評點《詩》《書》而被世人“奉為金科玉律，遞相師述”，“天下之士，靡然從之”之時，就起而痛批，甚至上綱到“非圣無法”的地步，說：
古之學者，九經以為經，三史以為緯……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越僭而加評騭焉，其誰敢？……妄而肆論議焉，其誰敢？評騭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于越之孫氏，楚之鐘氏。孫之評《書》也，于《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于《車攻》則譏其“選徒囂囂”，背于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榖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是之謂非圣無法，是之謂侮圣人之言。……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錢謙益《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牧齋初學集》卷二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第269冊）
后來，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談及鐘惺時，照抄了錢謙益的話，在指責鐘氏評點“好行小慧，自立新說”的同時，更說他是“文人無行”，甚至是“病狂喪心”
（顧炎武《日知錄》“鐘惺”條注，《日知錄集釋
（外七種）》影印本中冊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第二類是將評點同“八股”簡單等同者。評點流行過程中，確與時文八股關系密切。八股文本身也是古代的文章之一，其“文法”自然與“古文之法”息息相通，所以，《古文關鍵》一類書所揭示的“作文之法”，對于應試者來說也是枕中秘寶。而評點這些“作文之法”者也往往是為了給應試學子提供方便。比如《文章軌范》一書，王陽明在為其作序時就指出，謝枋得的選評是“有資于場屋者”，他所標揭的“篇章句字之法”， “獨為舉業者設耳”
（王守仁《文章軌范序》，謝枋得《文章軌范》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359冊）
。萬青銓在《文章軌范跋》中進一步引申說，編選者“蓋欲學者由舉業以達于伊、傅、周、召，不能不教之，用韓、柳、歐、蘇之筆，發周、程、張、朱之理，以期有當于孔、曾、思、孟之心，有當于千百世上下人之心”
（萬青銓《文章軌范跋》，謝枋得《文章軌范》卷首，光緒二十一年冬湖北官書處重刻本卷首《文章軌范跋》）。
事實上，大量的評點之作為當時的應試學子提供了仕途進取的實用門徑。所以，明清兩代，特別是科學廢除之后，學界往往給評點戴上“八股”的帽子而加以否定。如胡適、魯迅等在否定金圣嘆的評點時，都是用上了這頂帽子。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說金圣嘆評《水滸》曰：“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并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很有害的。”
（胡適《水滸傳考證》，《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魯迅在《談金圣嘆》一文中全面否定金圣嘆時也說《水滸》經他一批，“行文布局，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
（魯迅《談金圣嘆》，《文學》第一卷第一號，1933年7月1日）
。胡適、魯迅等人的看法在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影響很大。
第三類是將評點視為“純藝術論”而加以拋棄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文學理論的指導思想是重內容而輕形式，甚至簡單地將注重形式美判定為“形式主義”“純藝術論”。在這樣的潮流中，評點也就被看作是表現“形式主義”“純藝術論”的糟粕。郭紹虞在1979年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六二”《評點之學的理論》中就說：“明代文壇也可說是熱鬧喧天了。然而結果怎樣呢？最后的結穴卻成為評點之學。我們從這一個歷史的教訓看來，也就可以知道唯心的觀點和純藝術的論調之為害于文學與文學批評是沒法估計的。”他說“評點之學”的“眼光只局限于形式技巧，那就所得有限。然而他們沉溺其中，迷不知返，還自以為走的是正路呢！”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從明代以來的這些蔑視、否定文學評點的看法，實際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古代的文學評點不是壞在“非圣無法”，恰恰相反，好的評點作品往往就在于能離經叛道，特立獨行，有創新意識。凡是不成功的評點之作，大都就壞在不能沖破一套封建教條與僵化的批評方法，只知一味順應封建統治者所好，而背離了百姓，背離了時代。不要說像《詩經》那樣本身是屬于“經”的作品要擺脫“尊圣”“宗經”的觀念十分困難，就是小說、戲曲類的作品，大量的枯燥無味的評點就是用一套封建的標準來臧否人物，評價是非，而對作品的藝術性則置若罔聞。這樣的評點作品，理所當然地要被讀者所拋棄，被歷史所淘汰。只有像金圣嘆那樣有膽有識，用獨特的思想、文學的觀點和精美的語言來評點的，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批評，值得我們去發掘與研究。至于評點受八股的影響，并不全是壞事，甚至可以說在總體上看是好事。因為八股恰恰是引導中國文學批評走進追求文學形式美大門的重要使者。八股作為一種考試形式，要求代圣人立言，束縛人們的思想，當然要拋棄，但八股是建筑在中國文字特點上的一種形式美的總結。應該承認它作為一種表現形式，確實是美的。壞的不在于八股這一形式的本身，壞是壞在將這一種、僅僅是一種美的形式僵化，一元化，逼著文人大家都去走這華山一條路。正像肉是美味的，但假如要你天天吃、頓頓吃，那就味不美了。金圣嘆等總結的種種“文法”，是明顯地帶有八股味，但正是在這里，他們很好地總結了一些小說、戲曲、詩文表現的藝術特點與表現技巧，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與創作的發展是大有貢獻的。實際上，好的評點，就是當時的“新批評”，就是將文學當作文學來讀。它們既講藝術，也有思想，如金圣嘆評《水滸》，既將《水滸》的藝術奧秘條分縷析，也能充分地暴露了貪官污吏的丑惡嘴臉，揭示了《水滸》英雄的人性之美。他的評點根本就不是“純藝術”或“形式主義”的。因此，如今要將評點的研究引向康莊大道，首先要徹底拋棄以上所說的三道“緊箍咒”，特別是后兩道，因為這已經深深地印在現當代一些人的頭腦中，恐怕不時還會有人拿出來念念有詞。
解放了思想，才能正確地去認識評點的價值。我曾經將包括評點在內的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的特點概括成“即目散評”四個字。 所謂即目，即寫于閱讀直覺的當下；所謂散評，即顯得并不完整與條貫。這實際上與中國文論的思維特點著重在直覺體悟密切相關，可以說是直覺體悟思維的必然結果與外在表現。在中國古代，曾經有過一些經年累月寫成的較有條理、略成體統的文論之作，如《文心雕龍》《詩藪》《原詩》等等，但這樣的作品實在不多，大量的是在感性直覺的主導下，將即目或實時體悟所得，信手揮灑而成，因而多為散體的點評。像詩格、詩話
（包括詞話、曲話、文話等）
，乃至以詩論詩及詞、文、曲、稗等都是，評點即是其中的一種。它們大都是由評論者即目所悟，直抒己見，隨手作評，點到為止，往往給人以一種零散而雜亂的錯覺，但實際上，一個成熟的評家往往在心底里潛藏著一根理性的標尺，其直覺的批評從根本上是并未脫離他的理性思維，所以多數著作是表現為形散而神完，外雜而內整，有一個核心的見解或理論包容在里面，或重格調，或標性靈，或倡神韻，一絲不亂。一部《第五才子書水滸傳》，金圣嘆就小說中的人物、敘事、寫景，乃至一句一字的點評，看似信手拈來，隨意點到，卻都圍繞著他的“性格論”“因緣說”“動心說”“結構論”“文法論”等，井井有條。其中不少評點本不但有評議，而且有點圈。一些圈點記號，十分醒目，不煩言而使人一目了然。當然這里也留下了一定的空白，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去思考。它們就是用了最為經濟的符號與文字，引導讀者用最為節省的時間去理解詩歌的要義與文法的美妙，這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一個明顯的表現特點。
這種特點，現在還常常被一些人否定。說得不客氣一點，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實際上是根本不懂文學批評的本質特點。文學批評就要從文學的角度上來作批評。評點的長處，就在于憑著切身的感受、真實的體味，用自己的心貼近著作者的心去作出來的批評，而不是編造懸空的理論，或者是搬用別人的所謂理論來硬套。現在西方的有些理論，越來越離開文本，弄得那么玄乎，甚至為了理論而理論。然后有一些人跟在屁股后面，戴著某種理論的眼鏡，將文本作為沒有生命的標本放在手術臺上，去作冷漠的解剖，這樣的批評早已離開了鮮活的生命體驗，往往就會給人以一種“隔”的感覺。可惜的是，我們現在的文學批評大都是這樣的批評。而評點就與此相反，能呈現出一種“不隔”的特點。這種“不隔”的特點，往往能在讀者與評者、再與作者的兩個層次上達到心靈融合的境地：第一個層次是評者與作者的心靈融合，第二個層次是讀者與批者、作者的心靈融合。評點家在評點每一部作品時，決不能走馬看花、浮光掠影地將文本一翻而過，而是必須細讀文本，身入其境，通過對每一個字、詞、句的細細咀嚼，與作者心心相印，真正達到“知人論世”的地步，才能一言中的。而當讀者在閱讀時，由于正文與評點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往往能通過評點而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匠心，引發更廣闊的想象空間，或者通過正文而體味到評者的眼光，從而更細致、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旨意與妙處。評點就是溝通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一座橋梁，是一種鮮活而不是僵硬、靈動而不是冷漠的文學批評。它有鮮明的民族特點，有豐富的理論資源，是我們的祖宗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的遺產。正因此，它雖幾經風刀與霜劍，但仍明媚鮮艷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