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與《玩偶之家》

易卜生，亨(1828—1900)是挪威劇作家，生于木材商人的家庭。后來父親經商破產，家境轉貧，易卜生十五歲即出外謀生。他在一家藥房當學徒，繁重的工作，微薄的薪水，低賤的社會地位，激起了他對資產階級“體面”社會的強烈不滿。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激發了他的政治熱情和創作欲望。一八五〇年，他考大學未被錄取，隨后便投入社會政治生活，參加工人運動，同時寫作。詩劇《勇士的墳》(1854)上演后，易卜生名聲初振，遂被聘為卑爾根的第一個民族劇院的編劇，后又任藝術指導。一八六四年初春，由于劇本《愛情的喜劇》所遭遇的攻擊和不滿于挪威坐視丹麥被德奧聯軍侵略，易卜生怒然出國。在國外的二十多年里，易卜生創作了許多部享有盛名的劇本：詩劇《布朗德》(1869)、《比爾·金特》(1897)，是帶有濃厚象征色彩的倫理劇，但所觸及的是挪威社會的現實問題。從七十年代起，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矛盾的加劇，易卜生的創作的現實主義批判性顯著加強。《社會支柱》揭露一個號稱“模范公民”、“理想丈夫”的富商大賈，最后暴露出是一個騙子。《玩偶之家》對小市民的庸俗靈魂的鞭答更是人太三分，劇中塑造了娜拉這一勇于向男權中心的傳統道德觀念挑戰的婦女形象。她通過冒名簽字借錢給丈夫治病遭到反對和羞辱一事，看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她同海爾茂決裂的宣言和出走的大膽行動，觸痛了中產階級的傷疤，遭到他們的指控。《群鬼》是對這一指控的回答。在這個劇本中，同社會偏見妥協并付出了重大代價的女主人公，除了痛苦之外，一無所得。《人民公敵》繼續表現斗爭的主題。主人公斯托克曼是繼布朗德又一典型的精神反抗的英雄。八十年代后，易卜生晚期戲劇創作批判性和戰斗性明顯減弱，早期創作中的象征因素有所加強，流露出神秘主義和悲觀主義傾向(《野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