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概說》國學經典解讀
儒家經典概說
在中國文化中,儒家學派是歷史上很重要的部分。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chuàng)立,孔子概括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的傳統文化基礎,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 也就是說,儒家以六經為圣經,遵循堯舜之道、以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周禮)為典范,以孔子為宗師,教化民眾的流派。自從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就成為中國學術的主流思想。
一、儒家學派的發(fā)展演變
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它是在孔子學說基礎上不斷發(fā)展演變形成的。儒學發(fā)展史大致可分為六個時期,即先秦儒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和現代新儒學。
先秦儒家誕生于春秋末年,為孔子所創(chuàng)立。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又是我國第一個職業(yè)教育家,他一生教學,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又刪訂《詩》《書》,修起《禮》《樂》,贊《易》,修《春秋》,制定了儒家經典。他還精研覃思,形成“仁義禮”一體論、仁政德治論和“君子”道德論,為儒家學派奠定了理論基礎。從此,作為有經典、有綱領、有徒眾的儒家學派正式問世了。孔子創(chuàng)立儒家,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一個學派的誕生,而且由于儒家講學之風的影響,促成了諸子爭鳴的形成和百家的誕生,帶來了中國學術繁榮的第一個高潮。
戰(zhàn)國是儒學壯大期。此時儒家得到初步發(fā)展,成為勢力強大的一世“顯學”。孟子和荀子是這時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
兩漢儒學,趨于獨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學校之官,建博士之職,儒學成為指導中國政治、思想、風俗的經典學問,形成影響深遠的經學。另一方面,儒學在兩漢又出現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古文經學以西漢末年的劉歆開先河。東漢時期,朝廷雖然只設今文博士,但治古文經學者大師輩出,賈逵、馬融、許慎、鄭玄,各領風騷,特別是鄭玄,他遍注群經,雜糅今古,從而以兼容并蓄的姿態(tài)息歇了今古文之爭,時稱“鄭學”。
魏晉玄學使得儒學向異教蛻變。玄學以《易》《老》《莊》為談資,號稱“三玄”。他們毀棄名教,輕薄禮法,用“虛”“無”以釋儒典,窈渺虛空,玄之又玄,大異儒家“修齊治平”之旨。
隋唐一統,儒學也復歸統一。陳隋之際,陸德明綜合南北訓詁,著《經典釋文》;唐貞觀年間,孔穎達、賈公彥等奉詔修纂《五經正義》,廣采博稽,玄學與漢經學熔為一爐。
宋明理學是儒學又一變種,統治中國意識形態(tài)的時間最長。理學由周敦頤、張載、邵雍開其端,程穎、程頤揚其波,而以朱熹集大成。降及元明,至于滿清,皆以理學為最高的言論行為準則,理學統治中國達三四百年之久。這一時期,一些理學家忘卻了孔子化時濟世的傳統,究心于“天理”、“人欲”之際,特別是王學末流,窮理盡性,以理殺人。儒學迂闊之弊,于此為極。
清代樸學,是對理學空談誤國的反動,也是中國儒學自身發(fā)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結果。清初學者以“復古”求解放,以經世致用相標榜,以漢學相號召,以切實為職志。顧炎武、黃宗羲、顏元、王夫之等并以求實、切理見稱于時。但隨著民族高壓政策的實施和文字獄的興起,發(fā)而為考據辨章、音韻訓詁,形成了以名物訓詁為特色的“樸學”風格。樸學盛于乾隆、嘉慶,故又稱“乾嘉學派”。清代樸學總體特征是重名物而輕義理,為學術而忽實用,雖整理文獻有余,而經世先王之志,亦已衰矣!
現代新儒學,是在西學東漸形勢下,吸收現代思想資料重建的儒學新流派。“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徹底結束了“儒學獨尊”的歷史,提倡民主,追求科學。不甘失落的中國學者,如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等人,以新思維、新方法、新理論,對傳統儒學重加梳理,使之注入新的靈魂,煥發(fā)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弘揚儒學、復興本土文化為職志的現代新儒家學派。
二、儒家主要經典
儒家經典主要有儒學十三經。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 宋時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十三經》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后來的《四書》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本章介紹的儒家經典主要包括有《周易》《尚書》《三禮》《論語》《孟子》。
《周易》,一名《易》,又稱《易經》。在中華國學經典中,《周易》位列群經之首。在古人看來,《周易》是一部闡釋宇宙變化規(guī)律的偉大著作,故有“《易》以道化”與“《易》以道陰陽”的說法。這部書的體例及表達方式與其他典籍不同,是一套由陰陽符號組成的完整卦畫系統,同時配以簡潔的文辭。這在國學經典中也是獨一無二的。
《尚書》,又稱《書》或《書經》,是我國歷史上最古老的一部政治、歷史文獻匯編,也是古代“六經”之一。古人有“書以道事”之說,《荀子·勸學篇》稱之為“政事之紀”。司馬遷也認為,《尚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太史公自序》)。書中保留了先秦時期虞夏商周的古代帝王政事、言論及號令等活動,是古代官方歷史文獻檔案的匯編。長期以來,這部書作為古代帝王及士大夫們必讀必尊的“大經大法”,為后世歷代統治者所倚重,是中國古代王朝政治的治國寶典及政治教科書,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禮是政治倫理、行為規(guī)范的總稱。今流傳下來的所謂“禮”有三種,即《周禮》《儀禮》《禮記》。《周禮》原名“周官”,是一部記載周代官制的著作,通過敘述周代各種官職及其職掌,表達了“大一統”國家政治制度藍圖的基本構想。在后人看來,它是一部蘊含豐富的“經國治事”寶典,也是中國古代王朝政治傳統的集中體現和制度模板,后世王朝的制度構建,都受到《周禮》的深刻影響。《儀禮》又稱《禮經》,是記載古代禮儀規(guī)范的禮學著作,書中內容,從冠婚饗射,到朝聘喪葬,涉及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留了很多遠古流傳下來的古代習俗、制度及禮儀傳統,猶如一部古代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后人了解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禮記》是一部先秦至兩漢時期儒家禮學研究文獻的匯編集,主要記載先秦儒家思想,或闡發(fā)古代禮制的本質內涵,或保存古代禮制的基本內容,對于我們進一步把握古代儒家思想的實質,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具有重要意義。
《論語》是一部記述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語錄體著作,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這部書篇幅雖然只有16000字左右,但它在國學經典中的地位,卻極為重要,素有儒家“圣經”之譽。2000多年來,《論語》一直是國人蒙學的必讀之書,其讀者數量堪稱世界之最。《論語》的內容包括政治主張、教育原則、倫理觀念、品德修養(yǎng)等方面,對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及道德理念的形成,曾產生過重大影響。
孟子是繼孔子之后儒家學派的一位大師,他繼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體系。他提出了“民貴君輕”、對人民作一定的讓步、反對掠奪性的戰(zhàn)爭等主張。他以“平治天下”為己任,游說諸侯,反對“霸道”,提倡以“仁”“義”為中心的所謂“仁政”“王道”。他發(fā)展了孔子的“宗周”思想,希望在諸侯中選出一個能夠王天下的君主。《孟子》一書,是孟子及其弟子和同時代人的談話記錄。
三、儒家的道德思想
與當今的法治社會不同,儒家用道德構建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主張用道德來調節(jié)、維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概括出仁、義、禮、智、信五個德目作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稱之為“五常”。在整個古代社會,五常始終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觀念,是處理人際關系最基本的行為準則,是個人修養(yǎng)最主要的內容,并且貫穿于整個道德生活之中。千百年來,它對中華民族的道德素質和道德精神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1.仁
從字源學上看,仁字從人從二,指人與人之間相依相耦,獨則無耦,耦則相親。可以說,仁是由人本身引申出來的行為原則,它要求人們以人為人,相親相愛,具有濃厚的人道精神。孔子首先對仁作了全面、深入的闡述,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故孔子的學說,后來又被稱為“仁”學。
仁者愛人,要求人們在處理人際系時關心人、愛護人、幫助人。儒家經典《禮記·禮運》所設計的“大同”社會中,描述了人與人相親相愛的情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孟子通過對人性的深刻反思,認為仁是人的本性之中所固有的一種內在的情感——“惻隱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用現代漢語來說,即人所固有的同情心。他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
仁是一種內在道德情感,愛人則是這種情感的外顯,它必須通過現實的行為表現出來。儒家提出的行為模式是取譬于己,推及于人,也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關于忠恕的含義,南宋朱熹解釋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論語集注釋》卷二)就是說,在以仁調節(jié)人際關系時,一方面,對人應盡心盡力,奉獻自己的愛心;另一方面,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不苛求于人。“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中庸》曰:“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大學》說得更具體:“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2.義
人們在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利益關系時,什么樣的行為是應該的、正當的,什么樣的行為是不應該的、不正當的,儒家提出的行為價值標準就是“義”。在儒家的孔子那里就已經明確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意思是君子對天下人及天下人所作之事、所為之行,既不能一味肯定、順從,也不能頑固地否定、拒斥,而要用義去進行判斷,以義作為行為的準則和評價的標準。
孟子把義說成是“羞惡之心”。所謂羞惡,即指善惡觀念,它是對善的喜好、肯定與遵循,對惡的否定、恥辱。以義為調節(jié)人際關系的價值準則,就是要求人們努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義,追求道義,根除、消滅不符合道德的惡的現象,好善而惡惡。《大學》把它概括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3.禮
儒家對禮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把“三禮”作為自己的經典,經過歷代學者的闡釋、論證、發(fā)展,越來越豐富,成為儒家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構建了一個龐大、完善的禮的體系。從大的方面而言,儒家以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概括主要的社會道德關系,提出的五倫之禮是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敬,朋友有信;具體到特定的關系例如父子關系,又規(guī)定子女孝順敬父母之禮是敬順、敬養(yǎng)、承教、繼志、送死、祭祀等。
在儒家看來,禮是為人所必需的,是立人之本,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據。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論語·泰伯》)“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儒家的禮,不僅規(guī)定了社會結構和秩序中各個角色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還詳細規(guī)定了它們各自不同的行為規(guī)范,提出了各自不同的道德要求。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說,君要像一個君,臣要像一個臣,父要像一個父,子要像一個子。處于社會結構中任何地位的人,他的行為必須與自己的社會身份相符合,即必須遵守禮所規(guī)定的行為模式。
《論語》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和”,即是禮的內在精神價值。人際交往中有分則有別,有別即需敬,有敬斯有讓,有讓即為和。儒家講的“禮之和”,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為目的,它是為了造就人際關系的和諧;作為手段,則是處理人際關系、規(guī)范自身行為的標準。
4.智
所謂“智”即知識和理性,在儒家道德思想中主要指道德認識和道德理性,孟子把它規(guī)定為“是非之心”,即人們思想中的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和觀念,它是儒家強調的處理人際關系的理性原則。
“智”的核心功能即明辨是非善惡,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儒家認為,人們在道德行為選擇中,不僅要知道哪些事情“可為”,還有明了哪些事情“不可為”,這樣才能作出正確的道德決斷。《中庸》就把智作為“三達德”(知、仁、勇)之首,就是要求人們首先獲得認識,樹立正確的是非善惡觀念。
人是社會性動物,欲是人的自然物質需要,《孟子》說“食、色,性也。”就是肯定食欲與性欲是人類最基本的兩大自然屬性。但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qū)別不在自然物質情欲,而在于人有社會道德理性。孔子“克己復禮”、孟子“養(yǎng)心寡欲”的觀點,都是強調以道德理性制約、疏導自己的自然情欲,只有這樣,才能顯示人的尊嚴。
5.信
信是儒家道德重要的德目。信從人從言,本指人所說的話,許下的諾言、誓言,故常與忠、誠連語為忠信、忠誠。作為道德范疇,它的核心內涵是真實無妄,即對某種信念、原則和語言出自內心的忠誠。《中庸》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孟子》也說:“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就是強調人應該效法天道真實無妄的品德。
信被儒家認為立人之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信也是立國之本,孔子說一個國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信作為人際交往的行為規(guī)范就是誠實不欺,講究信譽,信守諾言。孔子以信為其“四教”科目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要求人們講究信義,做到言而有信,行而有信。“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
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政治、文化方面,也體現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行為和思維方式之中。儒家學派原來只是中國古代學派中的一支,但是自從漢朝以來,各朝各代幾乎都將儒家學派奉為正統思想,長期占有獨尊的地位。因此,儒家思想不僅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也影響了一些亞洲國家。近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國力日益強盛,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已不僅限于中國和亞洲了,在全世界掀起了學習漢語的狂潮,孔子學院已經遍布許多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