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通俗文學及其他種類文學的發展和成就

通俗文學一直是泰國文學的主流，古代文學、近代文學是如此，現代文學也不能不按這個軌跡發展。這里有文學傳統的原因，更是由民族的政治歷史條件決定的。泰國文學由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的過渡，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西方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而是著重于娛樂功能的冒險小說、偵探小說和愛情通俗小說，其間還夾雜著時間不算短的中國歷史演義故事熱。傳統的因襲，讀者的欣賞習慣和美學趣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慣性，影響著泰國現代文學的發展。

通俗文學雖是主流，但它并不能涵蓋整個泰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如果沒有嚴肅文學，也就無所謂通俗文學。這兩者本應該是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但是在泰國，由于政治環境的影響，卻常常是此消彼長。民族沙文主義時期政治嚴酷，尼米蒙空·納瓦拉因《理想國》而罪上加罪，但通俗文學卻有一席生存之地。戰后政治氣候一度寬松，無產階級的人民大眾文學得以蓬勃發展。1958年沙立政變，文壇上只剩下了通俗文學一家。這是文學發展的一種人為造成的畸形。

泰國的文學史家稱20世紀60年代為文化上的黑暗時期。文壇蕪雜，通俗文學中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品同樣受制，艷情、打斗、游戲人生的作品卻格外得寵。然而有壓迫，也會有反抗。20世紀60年代后期出現的兩大潮流就是對這種壓迫的反彈：一個潮流是青年作家崛起，他們不滿現狀，渴望變革，但是又受到壓抑，于是向現代派文學尋求思想武器和創作方法；第二個潮流是通俗小說女作家不再滿足于“暢銷”“走紅”。她們貼近了現實，汲取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營養，寫出了與以往大不相同的作品。這兩大潮流的發展，對當時和后來的文學都有重大意義。

克立·巴莫小說的藝術特色（上）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1915～1995）是泰國名人，因為他是政治家，在泰國政治舞臺上曾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他還是大作家，在文壇上的影響恐怕比他在政治上的影響更加廣泛、深遠。

皇族·政治家·作家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1915年4月20日誕生于停泊在湄南河岸的一條船上。他的故鄉是信武里府因武里縣班瑪村，距曼谷大約100公里。克立·巴莫出身于皇族，他的祖父是曼谷王朝二世王的兒子，祖母有中國血統，父親是泰國第一任警察總監。由于出身的關系，克立·巴莫與王室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

克立·巴莫在故鄉接受了啟蒙教育，接著進入曼谷附近一所有名的貴族學校玫瑰園中學，后留學英國九年，曾在牛津大學攻讀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獲學士學位。回國后服過兵役，先后在稅務廳、泰國商業銀行工作，逝世前仍是泰國商業銀行的最大股東。

克立的一生一直與政治密不可分。回國后他便投入政治活動，先后與人合作成立過進步黨、民主黨，長期擔任過社會行動黨主席。“二戰”以后，競選過兩次議員，出任過兩屆政府部長，擔任過議長，1975～1976年擔任總理期間與中國建交。

克立·巴莫涉足文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事。創作的旺盛期是20世紀50年代。1948年以后，克立政治生涯受挫，因而余暇很多，這也促使他把腳踏到文學創作這條船上。他創辦了《沙炎叻報》，自任董事長，作為言論和作品的發表陣地，接連寫出了《四朝代》《蕓蕓眾生》《紅竹村》等長篇小說以及短篇小說、戲劇、通俗文學、散文、政論等作品，一時聲名赫赫，成了文壇上的大家。

對克立·巴莫本人說來，政治和文學兩種生涯也許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他經歷豐富、知識淵博、能言善辯，會演古典舞劇，還拍過電影。這是他作為政治家的有利條件，也是他文學創作成功的基礎。

克立·巴莫所涉及的領域頗多，本節所論述的只限于他的文學創作。

《四朝代》：用人物的性格史寫出的一部形象化的斷代史

長篇歷史小說《四朝代》（1953年）是克立·巴莫最負盛名的作品。這部近百萬言的巨著，通過一個貴族女子帕瑞的一生，展現了曼谷王朝五世王到八世王（1868～1946年）幾十年間的社會生活。小說描寫了發生在泰國的重大歷史事件、皇宮的禮儀和習尚以及西方影響所導致的社會變遷。它是一部形象化的歷史，是一幅壯麗的歷史畫卷。

小說有兩條主線，一條是帕瑞出生的名門貴族的顯赫之家，一條是宮廷，但都是通過帕瑞的生活貫穿起來的。帕瑞的父親皮皮特是一家之主，他身居高位，有披耶（相當于侯爵）的爵位。他錦衣玉食，有財富，有知識，懂音樂，儀表堂堂，溫文爾雅。然而腐敗是封建階級在沒落時期所特有的現象，皮皮特也不例外。他無所事事，追求享樂，雖已妻妾成行，奴仆成群，但并不滿足。他治家無方、大權旁落。早已掌握了家庭經濟大權的大女兒坤文為了鞏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將來成為唯一合法的繼承人，用不斷給父親納妾的方法排除異己，為了便于控制，把自己的仆人送給弟弟做妾。在這個家庭里妻妾之間明爭暗斗，奴仆之間互相傾軋，兄弟姐妹之間地位懸殊、勢不兩立，而爭奪的中心是權力和財富。這里有陰險、狡詐、貪婪、冷酷的專制，有男盜女娼的敗家子，也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家之主當然希望自己的家業永固，但這個貴族家庭卻自己培養了新舊兩種掘墓人。皮皮特生前還可以成為家庭統一的象征，他一死，這個家庭便分崩離析。自以為得計的坤文雖然成了這個家庭的繼承人，但是并不能擋住自己親弟弟這個無賴漢的榨取，家產被蕩滌一空，昔日雄偉壯觀的貴族之家成了一個賊窩，成了一個荒涼的曬衣場，若不是帕瑞的努力，連這個宅子也保不住。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這個家庭是從內里被蛀空的。

如果說小說對皮皮特這個貴族之家的沒落是實寫的話，那么作者對宮廷的衰微則是虛寫的，它是通過一個側面——與帕瑞和璀的生活緊密相連的一個公主王府的側面來寫的。當帕瑞幼年之時，宮殿巍峨壯觀，門前車水馬龍，人們衣飾華美，禮儀盛大隆重，愛好的花樣常常翻新，對西方的時尚趨之若鶩。但是經過幾十年的滄桑，隨著國家經濟的拮據，革命的發生，王權的衰落，老年的帕瑞看到的則是另一番景象：王宮殘破荒涼，貴人已逝，十殿九空，宮女生活無著，成了被人忘卻的遺民。作者雖然流露出“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懷舊情緒，但讀者卻從中可以看出這一趨勢是不可逆轉的。這是時代的產物，歷史的必然。

反映時代要借助于人，人是藝術創造的主體，又是藝術表現的主要對象。《四朝代》在藝術上的最大成功之處是塑造了一批具有濃重時代色彩的人物群像，寫出了他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和特定環境中所形成的性格，寫出了他們不同的命運和遭遇。

帕瑞、璀和坤翠是三個年齡相仿的女性，作者用對照的方法寫出了她們迥異的性格和不同的歸宿。帕瑞是小說貫穿始終的中心人物。她純潔、美麗、善良、溫柔、循規蹈矩、逆來順受，是那個時代典型的閨閣淑女，是一個賢妻良母的形象。她雖然出生在一個貴族之家，但童年卻沒有溫暖，在家中沒有地位，因為她是妾生。母親慘死之后，她成了事實上的孤兒，進宮以后，服侍公主、讀書、寫字、學習禮儀，內心十分感激皇室的恩寵。告別了童年，迎接她的是少女情真意切的初戀。情人的離異，雖使她肝腸欲斷，但是她挺住了。自幼的教養使她不能違背主人的意旨，她遵從公主，遵從父命，和一個自己不愛的人像夢一樣地結了婚。她雖然不愿承認這就是愛情，但她把這樁婚姻看成是“命運的安排”。

在家庭關系上她以德報怨，受盡了大姐坤文的凌辱、欺壓和排擠，但在坤文晚年落魄以后，她卻不計前嫌，收留了她。

帕瑞的身上有泰國的婦女傳統的美德、高尚的情操、善良的心地，也有她的家庭和那個時代留給她的封建倫理道德的烙印。讀者喜愛這個人物，因而才能同情她的遭遇。但在她的性格中處處都有屈辱、忍耐、三從四德及佛家教義的影子。

在社會意識上，帕瑞是個被時代潮流所裹脅的人物，但她從未理解過那個時代。不斷吹進宮中的變革之風，國王出訪，王后代政，男女可以摟在一起跳舞，國王、王后登臺演出，宴會可以不按爵位入座……這些雖然對她都有啟發，都有震動，使她好像大夢初醒，使她朦朧地感到自己是站在剛剛誕生或即將誕生的新事物的邊緣上。可她惶惑，處處感到不習慣。她經歷了四個朝代，“看到了許多不想看到的東西”。丈夫的去世，八世王的意外駕崩，生活了幾十年的老屋的被炸，使她覺得昔日的生活都被埋葬了，她身心交瘁，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作者筆下的璀的性格和帕瑞完全不同，她有一個悲劇的命運。孩提時代的璀，頑皮、豪爽、樂觀、滑稽、聰明、能干、見義勇為。從她的一舉一動，言談話語，從她對待親人和小伙伴的關系上，讀者見到的是一種無拘無束、無憂無慮的滑稽可笑的樂天性格。

照理說，一個像璀這樣性格的女孩子應該有一個光明的前途、較好的境遇和幸福的生活，但是宮中的生活完全改變了她的命運。帕瑞結婚之后，璀和她的來往就很少了。公主去世，手下的人大都云散，璀和姑姑坤賽住在殘破失修的宮殿里。帕瑞來到這里不免有一種人去樓空、觸物傷情之感。“璀的眼里深藏著對未來捉摸不定的神色”，坤賽老了，璀已到了中年，她無意結婚。長期的這種生活使她變成了籠中鳥，飛出去就活不成。“東西的擺設幾十年未變”，宮殿變得更加荒涼、肅殺。她靠做一點點香水、補補袈裟、做做紙花等小手工糊口。璀自幼和帕瑞在一起，但帕瑞有了孩子，甚至有了孫子。“璀小時候就能干，”帕瑞想，“生活的安排似乎應該倒過來，不是璀而應該是自己待在窒息的宮中，她覺得生活好像轉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老地方。”老年的璀見到童年的朋友仍然可以開開玩笑，以表示其樂觀，但這種玩笑只是對命運的無力抵抗和自嘲，讀者不難看出她生活的艱辛和命運的苦澀。她的青春和生活是被古老的宮殿埋葬掉的。

坤翠和帕瑞是同父異母姐妹，自幼生活在一個家庭里，但她卻具有反抗的性格。她雖然是正室所生，和坤文同父同母，但她憎恨大姐的為人，而和帕瑞最好。她對坤文的認識很徹底，知道她是個嫉妒如火、不能容人的人。父親死后，坤文一人獨吞家產，只有坤翠敢于抗爭，但別人都不敢支持她。她不能忍受坤文的欺壓和仆人的污辱。她不顧人們的非議，毅然和鑾歐索醫生私奔，離開了這個家，一去七八年，音訊杳然。她不以干粗活、重活為恥，而以自食其力為榮。她生活充實，性格活潑。“窮困沒有使她看輕自己而去討好別人”，她得到了貴族家庭所不能給予她的幸福。這是敢于沖破傳統封建牢籠的一個女子的形象，在她身上閃爍著叛逆的微光，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是空谷足音。

在《四朝代》中坤文這個人物寫得也極有特色，在大多數封建家族中我們都不難找到這類人物，但坤文這個人物顯然非同一般：她上有父母，下有弟妹，但是父親怕她三分，弟妹見她如見閻王，剛剛19歲便掌握了家中大權，可見她是個鐵腕人物。身為女兒和姐姐，她不斷地把心腹女仆送給父親做妾，送給弟弟做大老婆、小老婆，這種老謀深算是與其年齡不相稱的，而且即使在泰國，這種事情也不是光彩的，但她做得出。她是個權力和財產的化身，而似乎不是血肉之軀。連她本人所布置的環境也可以看出她的性情和愛好。她的“房間總是昏暗的，因為她不喜歡陽光，怕把自己的皮膚曬壞了。屋子里彌漫著一股股香氣。三面白墻的墻邊排列著幾個柜子，柜子里裝著許許多多的銀制的或貴重的器皿，此外在暗處還擺著不少小鐵箱，里面裝著金銀珠寶和首飾，鑰匙當然是她一個人掌管的。她端坐在屋子中間，面前是銀制的盛檳榔的盤子和痰盂……”她為財產和權力寧肯舍棄其他，“她看重的是這份家業，因而不想結婚，而她不結婚，別人也休想結婚，因為她不愿看到別人比她更幸福”。從這個人物身上我們不難看到，在一個封建家族中，經過一番爭斗而取得了支配地位的一個女人有怎樣的心理和靈魂。

克立·巴莫是個寫人物的能手。在《四朝代》中他塑造了大大小小二十幾個人物，這些人物富有個性。如公主的威嚴與和善，坤賽的寬厚，璀的父母的樂觀與隨和，帕瑞情人朗哥的純真與軟弱，比連姑姑的干練與敏捷，坤琪的無賴，達汶保皇的固執，達岸的專斷與激烈，巴拍的趨時和新派作風，沙威的自私與勢力，仆人們的刁鉆和偷懶，都寫得栩栩如生，使人難以忘懷。

作者對宮廷生活和貴族的家庭中的人物十分熟悉。他有足夠的歷史、文化知識，又有對生活細節的深刻觀察和積累，所以他的作品情節起伏跌宕，對人物感情的描寫細膩入微，人物的語言切合身份，宮廷的禮儀和習尚寫得生動有趣，描繪出一幅風俗畫。所有這一切都使這部作品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在泰國的長篇小說中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克立·巴莫小說的藝術特色（下）

《蕓蕓眾生》：用形形色色的人物構成的社會生活萬花筒

長篇小說《蕓蕓眾生》實際上是由11個獨立的短篇組成的。它沒有統一的人物，各篇之間的內容、情節也沒有必然的聯系。前面有一個楔子，大意是這樣的：一艘輪船從班培駛向曼谷，途中遇到了暴風雨，所有的乘客——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善的、惡的，都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遇了難。作者用各個短篇寫出了他們的生活道路、追求、向往和各自所遵循的道德，刻畫他們的性格。把這些人物放在一起就好像一個社會的萬花筒，一個小小的社會縮影。

不論從作者的創作意圖上看，還是從作品的實際內容上看，這部作品都是人生的一個展覽，人們靈魂的一個展覽，不管是善良的、殘暴的、美麗的，還是丑惡的，作者力圖寫出的是人物性格本身發展的軌跡，而用來表現這些人物性格的故事不少是寓意深遠、耐人尋味的。有些篇章寫的是極好的，像第四篇和第九篇，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短篇小說之林的精品，它和世界上的名篇相比恐怕也是毫不遜色的。

第四篇《“高貴”的災難》（原章無標題，此標題為筆者翻譯此文時所加）寫了一個十分特殊的人物，他的命運是發人深思的。

探猜雷雖然有一個“蒙昭”的頭銜，但父親去世，家庭敗落，他過的卻是窮人的日子。皇族的身份從小就成了一道高墻，使他無法和小朋友親近，在學校里他“成了一個被圈起來的怪物”。孀居的母親和一位“伯伯”相愛，但為了使兒子不致失去“蒙昭”的身份，忍痛沒有結婚。母親貧病交加，但仍然不同意兒子到街上叫賣，怕有失皇族的體面。探猜雷成年之后，在政府的一個部里當了小職員。24歲時他與一個攤販的女兒情投意合，女方的父母也從不把他當作外人，來往親密隨便，但當他正式求婚時，女方的父母得知了他的皇族身份，立刻正襟危坐，誠惶誠恐，說話也用起了皇語，往日親密的感情一下子全都不見了。因為高攀不上，女方的父母拒絕了這樁婚事。他在部里當小職員，但鑒于他的皇族身份，上司用他不便，同事也不與他往來。他既得不到關心，也得不到晉升，好像生活在孤島上。生活上的打擊和事業上的挫折使他決心擺脫身上的枷鎖。他隱姓埋名，到了農村，做了一個普通的莊稼漢。他和鄉鄰相處和睦愉快，贏得了大家的尊敬和信任，當上了村長。但命運仿佛又和他開了玩笑，若干年后，部里的一位大官前來視察——原來這位大官是當年與他地位相等的同事——一下子又認出了他，于是鄉親們斷絕了和他一切往來，他又被拋回到原來的世界，在去曼谷的途中終于遇難。

探猜雷的悲劇表面上看來是來自“一生下來就支配著他制約著他的蒙昭的爵銜”，而實際上是因為他窮，不能像一般的王公貴族那樣行事，他的身份與地位、爵銜和實際是分裂的。他是個從貴族階層跌落下來的人，但還留有一個貴族的空頭銜。最可怕的是家庭里、社會上的等級觀念又成了囚禁他的牢籠，使他上不得又下不去。“他必須生活在用別人的信念、別人的感情構造起來的框子里，探猜雷自己的向往和感情是不能打碎這個框子的。”悲劇也就從這里發生，探猜雷一生熱切向往、苦苦追求的并不是皇族的享受，而僅僅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樂趣，但這也不屬于他。他有健全的雙手，可以為母親排憂解難，但皇族的身份束縛了他，在母親貧病交加時無能為力。他愛母親，卻成為“最親愛的母親獲得幸福的障礙”。“生活中的幸福曾經在等待著他，只消他一伸手就可以夠到，但還是原來的障礙又把他和幸福分開。而且永遠不會再得到它。”他下決心逃亡了，但“蒙昭”這個陰影最終還是找到了他，葬送了他的一生。

探猜雷的不幸并不是自己造成的，是封建的等級社會、傳統的等級觀念把他制造成一個肢體健全的畸形人，一個各個階層都不能接受的“多余的人”。從這篇作品中我們不但能看出作者對社會極為深刻敏銳的觀察力，而且能夠通過他獨特的選材、奇妙的情節、意想不到的結局，欣賞他藝術上的魅力。

在這本書中的第九篇《艾展》中作者塑造了一個“爬上去而下不來”的典型。展本來是個“泥腿子”，后來當了兵。他最大的長處是“絕對服從”，因而得到賞識，被提拔為軍官，擠進了“上流社會”。為了與自己身份相稱，他娶了一個有地位人家的女子做妻子，又改了一個文雅的名字“素拉烏”。為了徹底把自己渾身的泥土氣味洗刷干凈，他竟然斷絕了和家人的往來。像上臺階一樣，他一步步地升到了中校。但人并不總交好運。由于戰爭，經濟凋敝，他被解除了現役。由于放不下中校的架子，因此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窮困襲來，一籌莫展，妻子也隨之病故。在他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又想起了老家。他想，一個“上等人”的榮歸肯定會受到鄉下人的敬慕，但實際上卻根本沒那回事，直到他在海上遇難，人們發現他尸體時，也沒有把他叫作“素拉烏中校”，稱呼他的仍然是當兵前的“艾展”。

貪圖富貴、追求虛榮、忘掉自己“根”的人，在生活中是屢見不鮮的，以此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也可以說比比皆是，但是在一個短篇中能把這種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變化寫得層次分明、生動入微、合乎情理，應該說是不可多得的。這篇小說主要人物寫得十分出色，次要人物也寫得極為生動，比如艾展的弟弟昭斑來見哥哥的時候，作者是這樣寫的：

……昭斑一身土氣，從皮膚、長相、舉止，直到談吐，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個鄉巴佬。昭斑也深有自知之明，他不敢去高攀上等人的哥哥，也沒有與他平起平坐的企圖。昭斑坐在地下與坐在椅子上的哥哥談話。素拉烏決定把這些在那時對他毫無用處的財產交給弟弟昭斑和妹妹溫。他寫了字據，昭斑就要了一點馬弁、伙夫等人吃的東西在后邊廚房吃了。那一夜昭斑也是和這些勤雜兵在屋后睡的，第二天一大早，天剛蒙蒙亮，他就回去了。

這段十分簡練的文字，從儀表、坐態、吃飯、睡覺幾個細節的描寫就使一個帶著泥土氣味的淳樸的農民以及在自己親人面前還擺臭官架子的哥哥形象躍然紙上了。

小說的結尾，素拉烏中校去見區長的描寫也極富戲劇性。小說中的主人公和一般的讀者都不會料到，素拉烏中校去見的區長正是他年輕時一同當兵的伙伴昭連。而急于尋找“伯樂”施展“抱負”的艾展也絕沒有想到他受到的竟是最使他討厭的與他平起平坐的朋友式的歡迎。作者用了寥寥數語就把兩個人不同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點——一個自命不凡，竭力擺出官架子，一心一意想充當這一代老百姓的主宰；一個是心無芥蒂，樸素自然，依然是幾十年前滑稽樂觀的老樣子——刻畫得淋漓盡致。

構思巧妙、手法夸張的短篇小說

1977年沙炎叻出版社出版的《克立·巴莫短篇小說集》搜集了作者20篇作品。這些作品寫于1947年到60年代初，大部分發表于50年代。這是迄今為止克立·巴莫最全的一部短篇小說集，除了短篇小說外，還包括一些小品和寓言式的故事。

克立·巴莫的作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他選材奇特，構思巧妙，手法夸張，情節起伏跌宕，富于浪漫色彩，人物性格鮮明，諷刺辛辣，語言流暢詼諧。他的這一風格在《廚房殺人犯》和《斷臂村》中表現得十分鮮明。

《廚房殺人犯》的題目像是一篇普通的破案小說，其實它是一個雋永的頗具幽默感的故事。警察總監鑾甘加中校登上阿汶夫人家臺階的時候，他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的；阿汶夫人接連和兩個富豪結婚，兩個闊佬乃朋、乃琪都莫名其妙地命喪黃泉，人們風言風語，說阿汶謀財害命，毒死了兩個丈夫，而警察卻對這個案件無能為力，這不能不對警方的聲譽產生嚴重損害。鑾甘加派去偵察的兩個下屬都毫無所獲，人們的議論卻甚囂塵上，于是鑾甘加不得不親自出馬，可是他也一籌莫展。作品一開頭就把讀者帶到了一個戲劇性的矛盾沖突中去了。

阿汶夫人是這篇作品的主角，是推動這個戲劇沖突走向高潮的主要人物。作者從鑾甘加的視角出發來描繪她：院落整潔，綠樹成蔭，住宅寬敞、舒適，房間布置得體；她不胖不瘦，體態適中，雍容華貴，風韻猶存；一樣嚼檳榔，她不但沒有使牙齒變黑，反而染紅了朱唇，使她更加嫵媚。開始鑾甘加是以鑒賞家的眼光品味屋子的陳設的，后來竟忘記了來意，陷入了“迷惘”之中。他對自己的來意“含糊其辭”，而阿汶夫人卻揭了他的底：警方曾偷偷地檢查了乃琪的尸體，但是沒有找到任何證據，這就使鑾甘加陷入了狼狽的境地。然而阿汶夫人話鋒一轉，卻承認自己有意害死了兩個丈夫，鑾甘加大為震驚。這富于戲劇性的一筆使小說頓時進入了高潮。

作者通過阿汶的自述巧妙地道出了她的身世：自幼入宮，烹調技藝高超，回到家時年紀已大，不幸前后誤嫁了兩個“作惡多端”的壞蛋。她對窮人極為同情，基于義憤，她才“橫下一條心，決心除掉他們”，這并不是圖財害命，而是為民除害的義舉。而她用的方法又是絕妙的，她百般殷勤侍候，使兩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像飛蛾撲火一樣在暴食和縱欲中“自愿”死去。在這個自述中有一大段關于精美飲食的詳盡敘述，著意渲染阿汶夫人的聰明才智和烹調技藝的高超，沒有這一段就解不開“謀殺”的扣子，沒有這一段也洗刷不了阿汶夫人的“罪名”，也引不起鑾甘加的“食欲”。可以說阿汶夫人的性格描寫是在這一段最后完成的。

小說迭經曲折，最后還有一個喜劇色彩的結局。警察中校不但沒能把“兇手”抓走，反而成了她的俘虜，墮入了情網——他要“死”，這真是令人拍案叫絕的幽默之筆！阿汶夫人的回答更加妙不可言，她先是“哎呀”一聲表示驚喜，接著“避開了鑾甘加的眼光”表示羞澀，而“好的飯菜如果吃得適當，是不會發生生命危險的”這句話則含蓄地表達她接受了對方的情意。這樣的結尾真是繞梁三日，余味無窮！

《斷臂村》是一篇以敘事為主的小說，但其間也不乏對于人物性格的傳神刻畫。故事情節奇特但未失之荒誕，夸張的描寫并未和主題游離，它是為諷刺服務的，對于競選中的欺騙伎倆和政客們背信棄義的嘲諷是通過情節的發展自然推出的。

這篇作品的高潮當然是“我”——本松醫生在“斷臂村”的奇異經歷。如果作者單刀直入寫這一段，作品就索然無味了，作者通過曲折迂回的情節，用步步深入、充滿懸念的筆法，為高潮的到來做了鋪墊。作品一開頭就寫了本松醫生由于與人重名而招來的麻煩。他在為產婦接生時產婦一骨碌爬起來問他蚌殼是怎樣生崽的，是不是也像人這么難，可說是幽默之筆。而他不敢違抗“眾議”、“必須成為一個喜歡山林的人”，因為“他不是泰國政府”的插話又是一個信手拈來的絕妙的譏諷。本松成為獵人是為了擺脫煩惱，是不得已的、不情愿的。因此不難想象他是一個怎樣的獵手了。作品接著寫和他一起進山打獵的人都是外行。因此打獵全是“鬧鬼”，他要挽回獵人的面子，獨自入山，迷路之后，誤入斷臂村而被捉住，這就十分合情合理了。

本松在斷臂村的奇遇的描寫充滿了懸念。本松一入村就被一只大手卡住了脖子，使他大吃一驚。“是不是來競選的”責問更使人摸不著頭腦，而圍觀的孩子一律沒有右臂可以說是天下奇觀，丁村長的沉默寡言、猶猶豫豫的態度和提醒本松醫生“只管接生，不要打聽閑事”的話，都使人覺得這個村里隱藏著秘密。本松醫生親手接生證明孩子生下來是兩臂俱全的，并不是只有左臂的特殊人種。但是秘密終于被揭開：本村有一個眾議，孩子一生下就要砍下右臂，大家用這種極端的辦法抵制競選，反對拉票，不為任何政客舉手。

這篇小說的最大特點是使用了藝術的夸張手法。列寧說：“藝術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認作現實”，歌德也說：“藝術并不完全服從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規律”。真實是藝術的生命，然而這里所說的真實并不一定是指在生活中所發生的真情實事。讀者不會責怪這篇作品荒誕無稽，只會佩服其深刻的浪漫主義的諷刺手法。夸張有助于諷刺，但夸張也必須符合生活的規律和邏輯。如果本松不迷路，他不是醫生，村長的女兒不是難產的話，他是無緣窺見斷臂村的秘密的。另外，斷臂村倘不是在深山老林之中，也無法立下“斷臂”的規矩，縱然立下這個規矩也是無法實行的，這些情節有其獨特性，但內在又有其合理性。

這篇作品和《廚房殺人犯》有些不同，它對人物是粗線條勾勒，而不是精雕細刻，但兩篇作品都有共同的高明之處，就是奇特的立意、豐富的想象和幽默風趣的語言。

克立·巴莫的另一面

克立·巴莫是泰國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在泰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有較高的藝術質量，對泰國小說創作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的作品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不說到這一點，對他的評價就是不全面的。

《四朝代》應該說是一部傳世之作。小說的重心是在第一個朝代（五世王時期），寫得最為出色。第二個朝代（六世王時期）次之，讀到第三、第四個朝代（七世王、八世王時期）就好像一杯濃香的咖啡喝得只剩下一個底兒，又兌了一些水，“味道”就很淡了。這部巨作之所以沒有“后勁”，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矛盾沖突的淡化。第一個朝代，寫了一個貴族大家庭的敗落，人物之間矛盾沖突激烈，情節緊湊生動。而寫到帕瑞結婚之后，子女成長起來，家庭中雖也有保皇和革命的沖突，但小說并沒有把它作為主要矛盾正面展開，結構便松懈下來。二是人物的性格沒有得到繼續發展。主要人物的性格在第一個朝代時早已建立起來，后來作者卻沒有進一步深化他們。帕瑞只作為一個賢妻良母，照顧丈夫和孩子；璀安于宮中，不時和帕瑞見上一面，她的身上已沒有“戲”；而作為一個主要人物的比連，寫得最蒼白，他除了不斷變換著服飾、玩煙斗、玩手杖、喝洋酒、騎馬之外似乎沒有別的，性格特征模糊不清。而第二代人物，即帕瑞子女們的性格寫得也比他們父輩差得多。三是作者為了求全，要寫完四個朝代克立·巴莫認為《昆昌昆平》是曼谷王朝一世王到四世王的歷史，他要寫出五世王到八世王時期的歷史。——作者注，顯然拉長了篇幅，而后來的情節和細節都不夠充實。作者為了敘述這段史實，常常讓某人跑到某家談論一番，這就索然無味了。

《蕓蕓眾生》和克立·巴莫的短篇小說總的來說思想、藝術價值是不平衡的，這里有足可流芳百世的佳作，但有些作品卻相當平庸，個別作品還夾雜了一些糟粕，而宗教的宿命論和對人生的虛無主義態度則常常有所流露。

最糟的一部“名作”是長篇小說《紅竹村》，它集中地反映了克立·巴莫的政治偏見。

《紅竹村》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寫于1954年。曼谷以北八九十公里的湄南河上游一條支流旁住著幾十戶人家，人口不過幾百，它叫紅竹村。過去人們相安無事，但是自從管·坎甘君把“社會主義”搬來，這里便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軒然大波。

小說連同序幕總共22章，每一章寫一件事。作者用盡了夸張的手法，搜羅了當時的最新名詞，虛構了最荒唐的情節，把管這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共產黨”，描繪成一個狂熱、教條、淺薄、怯懦、荒謬、可笑、不近情理的丑角。而與他相對照的格朗長老和吉姆區長卻是鎮定、勇敢、機智、靈活、臨危不懼、體恤民情的領袖。在每一件事情上——倘若有沖突的話，都是以管的失敗，長老、區長的勝利而告終的。

作為一個政治家兼作家，特別是他在野的時候，他觀察社會，觀察自己的營壘有著極為清醒和敏銳的眼光，他的嬉笑怒罵成了好文章，但是當他盡情地嘲笑“管同志”并借以丑化馬克思主義的時候，露出淺薄的倒不是管，而是克立·巴莫自己了。政治家的克立·巴莫可以幫助作家的克立·巴莫；同樣，政治家的克立·巴莫也可以蒙住作家克立·巴莫的眼睛，這一反一正我們從《紅竹樹》和《四朝代》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一個作家盡管有些平庸甚至有缺點的作品，但如果他的代表作是一流的，那他還應該算是一流的作家吧。

長篇小說《四朝代》內容概要

1892年帕瑞10歲，被送入皇宮中教養。她父親是個家財萬貫的貴族，母親是父親的第一個妻子，但不是正室。由于妻妾兒女之間的明爭暗斗，母親失寵，被逐出家門。母親對世態炎涼深有所悟，內心極度痛苦，另嫁之后不久，就含恨而死了。

帕瑞雖有父親，但實際成了孤兒。幸好宮中有一女伴，名璀，頑皮、豪爽、能干，與帕瑞年齡相仿，她們成了好友。帕瑞和璀一起在宮中開始讀書，教師就是璀的姑姑坤賽。她學會了皇語，逐漸熟悉了宮中禮儀和如何行事，懂得了宮里是分等級的。剃過頂囟發以后，告別了童年的帕瑞成了一個漂亮的少女，而璀隨著年齡的增長卻越發顯得潑辣、快樂而自信。

璀有一兄，名南。帕瑞與他一起嬉戲，兩小無猜，隨著年齡的增長互相鐘情愛慕。南要進軍官學校，他倆海誓山盟，依依不舍。帕瑞感情真摯，對南一直不能忘懷，但半年之后南卻苦于孤寂，被一個女人勾引，帕瑞感情上受到極大打擊。

1898年國王去歐洲訪問，國家由皇后代行執政，這個消息對帕瑞說來震動極大。她第一次感到，只要有機會，女人也能做男人的事。迎接國王回來的儀式極為隆重，而此時國家也吹進了新風，帕瑞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式的男女摟在一起跳舞。皇后、皇妃們也競演舞劇，但能看者極少，連帕瑞也只能匍匐著看。而演出前的宴會也一反常態，不按爵位入席，可以混雜而坐。帕瑞朦朧地感到她是站在剛剛誕生或即將誕生的新事物的邊緣上，許多達官貴人則對此憂心忡忡。

一個王家禁衛軍的衛士比連總是追逐著帕瑞。帕瑞的父親同意，周圍的人贊成，可帕瑞自己卻對這樁婚事沒有一點歡樂和激動，在訂婚和結婚的兩三個月的時間里，她好像生活在夢境之中。但是，帕瑞的性格卻不能使她違背父親的意志，所幸婚后的生活還算親密。

帕瑞的父親病逝，遺體保存了一年才火化。在此期間，兄弟姐妹為了財產吵得天翻地覆。大姐獨攬大權，大哥是個鴉片煙鬼、賭徒，把家變成了賊窩，這個名門望族也隨之破敗。不久國王駕崩，六世王即位。比連因為有功，得了皇家勛章，晉升為伯爵。六世王在位時，用人注重年輕，官員處處學西方，嚼檳榔改為吸煙，比連還喝起了洋酒。帕瑞把比連的愛情看得高于一切，但比連卻覺得這種愛是一種負擔。那時，他們的兩男一女已長大，加上比連從前私生的老大，共子女四人。老大達安進了軍官學校，老二達岸、老三達歐要到國外留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比連隨著皇室的態度變化，忽而是德國派，忽而又是協約國派。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戰爭結束后女人又時興留長發，把牙齒磨白。國王、王后也登臺演戲。官員們變換著衣服，玩弄著手杖。

達安做了軍官，駐在外省。達岸在法國接受了民主思想，帶回一個法國妻子。帕瑞感到氣憤，小時候教給孩子的一切都已煙消云散，西方把自己的孩子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時光易逝，七世王繼位后，比連斷斷續續生著病。他心境不佳，迅速蒼老，對周圍的一切似乎都已失去興趣，他感到跟不上時代。當時國家經濟拮據，需要裁員，比連提出辭呈。他在家賦閑，脾氣很壞，小不如意，就要發作。騎馬成了他的一種嗜好，并因此而斃命。比連的尸體火化之后，帕瑞第一次感到了空虛。子女之間政見不同。傳聞說兒子達岸參與造反，目的是改變政體。六月的一個早晨，政變果然發生，國王同意君主立憲。這次革命使這個家庭四分五裂，達安激烈反對革命，兄弟之間勢不兩立。國內的沖突面臨著一觸即發之勢，內戰迫在眉睫。斗爭的結果是政府方面勝利，達安被送上軍事法庭，判了死罪。

到了八世王的時候，帕瑞已五十多歲，最小的女兒也結了婚。女婿是個新派人物，帕瑞很不喜歡。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女婿交了許多日本朋友，在大家窮下去的時候，他卻日見其富。

比連居住了幾十年的房子遭到轟炸毀壞，好像把昔日的生活都埋葬了。在遷到自己出生的老屋之前，她要和早年的朋友璀一起住幾天。那時宮殿已年久失修，公主早已去世，但擺設依舊，這兒古舊荒涼，氣氛沉重。而璀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和中年。

政府決定對所有政治犯大赦，達安獲釋，但達歐卻客死他鄉。為了改變一下心境，也是為達歐還愿，達安決定不事聲張出家一段時間。當為達安安排好了以后，帕瑞感到已盡了自己應盡的義務，身心疲累了。

帕瑞病了，她得的是心臟病，但女婿卻趁機大敲竹杠，由于得不到醫治，病情漸漸惡化，帕瑞也聽其自然。日本人投降了，但物價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日趨上升，生活更加困苦。日本兵走了，別的外國兵卻又來補了缺。八世王的歸來曾給帕瑞以極大振奮，但不久傳來小國王駕崩的消息，帕瑞感到身心交瘁。她對自己說：“我也許活得太長了，看到了許多不想看到的東西，我看到了四代國王，四代國王，我累了……”1946年6月9日的晚上，由于疾病和苦痛的折磨，帕瑞十分衰弱的心臟永遠停止了跳動。

承上啟下：戰后高·素朗卡娘的通俗小說創作

高·素朗卡娘的創作，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界，大致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她的思想比較激進，寫出一些反映社會問題屬于現實主義范疇的作品，同時也有不少通俗之作。后期的創作都是通俗小說，其內容無非是家庭中的恩怨仇讎，財產的再分配，血緣的糾葛，驕男傲女的愛情，灰姑娘式的結局，等等，但是在藝術上卻日臻完善。這一時期代表她最高成就的是長篇小說《金沙屋》。

小說寫的是一位家道中落的貴族少女帕加曼寄居在堂姑母的豪華宅邸金沙屋，在精神和肉體上所受的凌辱和折磨，以及在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表哥的幫助下恢復了應有的地位，最后獲得愛情和幸福的故事。

小說的主線是金沙屋繼承權究竟該屬于誰的問題。

帕加曼的祖父素拉蓬在年輕時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由于愛上了一個平民出身的美麗的“戲子”，褻瀆了高貴的家族，被冠以“品行不端”的罪名，被父親剝奪了財產繼承權，而妻子也落入了弟弟皮皮特的手中。但曾祖母去世時曾有遺言：金沙屋應該留給素拉蓬。可他的弟弟皮皮特并未兌現，占據金沙屋的實際上是他的女兒下嫁的沙旺翁家族。帕加曼的父親依靠自己的奮斗，得了“帕”的爵位，做了府尹。但他一生廉潔、清貧，沒有留下什么財產，他一死，妻子和兒女立即陷入困頓之中，為了使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貴族的熏陶，他立下遺囑，讓帕加曼寄居在金沙屋。

帕加曼雖然從父親的遺物——一個藍皮記事本里得知一些金沙屋的來龍去脈，但她卻無意爭奪這筆遺產，可是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卻招來了沙旺翁家族的歧視和仇恨。她們虐待和凌辱她的原因不外兩個方面：一是認為她來意不善，起碼有討債之嫌；二是認為她出身卑賤，母親是個平民，不配與這個家族為伍。

表哥帕拉達從國外回來，使她的地位大為改善，因為帕拉達在家庭中的權威，使母親和妹妹也不能不懼他三分，但后來帕拉達又臨時出國，又使帕加曼回到了原來的地位。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皮皮特臨終為了彌補自己的過錯，決定把金沙屋還給哥哥的后人帕加曼。帕加曼一躍成了金沙屋的主人，而帕加曼又愛上了表哥帕拉達，這個棘手的繼承權問題最后成了一個皆大歡喜的團圓結局。

小說是以戰后為背景的，雖然時代變了，但是貴族仍然自視高貴。沙旺翁一家，特別是蒙帕納萊和她的小女兒帕維尼對帕加曼和她母親的歧視就說明了這一點，甚至連媚上的奴婢們也不能不染上這種習氣。

雖然貴族是自命不凡的，但是他們的品格和在家庭關系上所表現出來的行為、道德卻是與高貴無緣的。老一輩的皮皮特在感情和遺產上就做了虧心事，這件事整整折磨了他一生，使他瘋瘋癲癲、寢食不安，甚至夢中也擺脫不掉。他的兒孫們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帕加曼來到金沙屋時，為了讓這個無依無靠的女孩子吃閉門羹，雖然早就收到了信，帕納萊卻故意躲了出去。此計不成，她們就施以虐待，明趕名聲不雅，于是以逼走為妙。帕納萊雖然知道帕加曼的來意，卻秘而不宣，連對子女也不透露，可見其勾當見不得人。當帕加曼受到帕拉達的庇護時，帕納萊明趕不成就想把帕加曼引上墮落的邪路，讓她自毀聲譽和前途。

對待自家人，也是沒有多少感情可言的。帕納萊迷信，聽信巫婆的胡言，認為腿有殘疾的小兒子生下來克了父親的命，所以對自己親生骨肉從來不予關懷，待他形如奴仆。因為嫌門第不對，她親手毀了大女兒帕拉娣的愛情，使她成了一名老處女。

她們極端自私，帕納萊趁當家的帕拉達不在，一次就動用了祖上的遺產4萬銖。

皮皮特生病之時，躺在陰暗潮濕的橫樓里，無人關心，他的小女兒生怕他得的是肺結核，遠遠地躲著他，但是人人都把他視作財富和遺產的化身，在臨死之前都想讓他說出金沙屋歸自己，因為沒有如愿，帕維妮竟然在一個將死之人的床前大吵大鬧……

在金錢和財富面前，這些道貌岸然的貴族誰都顧不得禮義廉恥，顧不得裝腔作勢，為了達到目的，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勾畫出了一副貪婪、丑惡、偏狹、猙獰的臉譜。金沙屋的雄偉、美麗和豪華，掩蓋不住罩在這個家庭的陰森恐怖的氣氛，而這種氣氛又恰好是他們隱秘的內心世界的反映。從這個意義上說，讀了這本書就好像看了一幅表現貴族生活和心理的“解剖圖”。當然，作者所揭露的并不是貴族的全體，更不包括其中的“好人”，但可否這樣說，這些性格上的特征和他們獨特的內心世界乃是地位低下的窮人所沒有的，因而他們就具有了典型意義。

《金沙屋》自誕生之日起一直是一本暢銷書，它被改編成廣播劇、電視劇，又被搬上銀幕，可以說是長盛不衰。

這一時期高·素朗卡娘的重要作品還有《隆阿侖》《萍開夫人》《絕代佳人》和《如此愛情》等。

在《隆阿侖》中讀者有機會認識貴族中的另一種人物，這就是昭坤貼帕侖的獨生女凱喜，她奇丑無比，渾身精瘦，臉像母狗，皮色黝黑，沒有一點光澤。戴了大項鏈，活像是狗脖上的鎖鏈。她自私得有點神經質，見了誰都“狂吠”。她年已三十，嫁不出去，因而產生了一種病態心理——厭惡異性。她認為男人都是騙子，雖然從未有哪一個男人敢于騙她。她最不能容忍的是男女相愛，最大本領是“看家”，生怕父親的遺產被別人分掉……

這又是富人特有的精神負擔！

與女兒的性格相反，昭坤貼帕侖是個有著菩薩心腸的人物。他喪妻不娶，樂于助人，然而他有財富，便受到另一種精神困擾：躺在病榻上，“人還沒有死，就得扯遺產和遺囑的事！”這也是富人斂財時所沒有想到的苦惱！

雖然高·素朗卡娘后期的作品在反映貴族家庭生活上有獨特的貢獻，但是在小說思想內容上的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這主要反映在作者缺乏現代意識上。

什么是現代意識？現代意識就是對時代本質的總體把握。

20世紀50年代泰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其他一些次要矛盾都是從屬于這個主要矛盾的。我們不能要求作家一一寫出這些矛盾，但是一個有時代感的作家必須肩負歷史的重任，客觀地反映那個時代，不但給人以美的享受，而且應該給人以思想上的啟迪。

20世紀50年代，泰國君主立憲政體已經確立20余年，雖然貴族并沒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完全退出歷史舞臺，但是貴族地位下降，它從一個唯我獨尊的階層變成了一個已進入或快進入博物館的階層，這個消亡的過程便是歷史的總趨勢，然而高·素朗卡娘的小說創作卻沒有把握住這個總趨勢，甚至有時反其道而行之。把高·素朗卡娘的作品與同一時期的其他作家同一題材的作品做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問題的癥結所在。身為親王之孫的蒙拉查翁·克立·巴莫，在政治上他是個保守的皇派，也許并不是完全出于作者的本意，但是他遵從歷史的真實，在《四朝代》這部長篇小說中寫了王室的衰落和一個封建貴族大家庭的解體，從而形象地再現了那個時代。社尼·紹瓦蓬在《魔鬼》（1956年）中塑造了一對封建貴族階級掘墓人和叛逆者的形象，由于作者看清了歷史的發展方向，因而使主人公反封建的斗爭有了一種居高臨下、“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氣勢。

高·素朗卡娘的小說立意就不高，書中幾乎沒有反封建的內容，這從幾部小說的主要情節就可以看得出來。長篇小說《隆阿侖》是一個《灰姑娘》式的故事。隆阿侖幼年父母離異，父親死后，被遠方的伯父收養，歷盡磨難，但她遇見了好人，宛洛幫助她逃出火坑，來到他情人賽莎瓦家中，待她如親人。老貴族昭坤病重，急需一個看護，她毛遂自薦。由于她勤快、體貼入微、禮貌周到，贏得了昭坤的好感。原來他們是親戚。在此期間她又與生母相認，并且得到了少年有為的貴族子弟素乃的愛情。昭坤臨死之前贈給她結婚戒指，為他們營造了新房，終于苦盡甘來，得到了幸福。《萍開夫人》寫的是一個非婚生的女孩子阿侖尤帕被父母遺棄，在寄養人的家里形同女傭，備受虐待，后來又被騙到曼谷，在一個豪富的貴族之家當了使喚丫頭，然而由于主人萍開夫人心地善良，也由于自己自強不息，反而因禍得福，她不但獲得了學習機會，主人還準備收她為養女，最后生身父母又找到了她，使她的地位為之一變，前程似錦，并獲得了去澳大利亞留學的機會。

顯然，作者筆下的主人公不是要否定貴族，而是要擠入或者重歸貴族的行列，做貴族思想、家業、傳統的繼承人。貴族血統的重新認定，母女意外的重逢，好人的垂憐，是她們擺脫磨難的依靠，這就迎合了小市民的口味，制造了生活會突然出現奇跡的幻想。這種內容、情節的框架也必然落入俗套，成了一種新的古老民間故事。另外，小說的矛盾、沖突也是貴族中的好人和貴族中壞人的矛盾沖突，是善與惡的沖突。小說雖然也對貴族中的壞人進行了道德的批判，但這并不是批判貴族本身。作者解決矛盾沖突的方式是讓每部作品都有一個救星式的人物出現，比如《金沙屋》中的帕拉達、《隆阿侖》中的昭坤貼帕侖、《萍開夫人》中的萍開夫人等都是如此。有了他們，壞人無所逞其伎，好人終會有報償。可惜世間的現實并不一定如此，這大概就是她的小說最大的不真實之處吧！

繼往開來：高·素朗卡娘對通俗小說的貢獻

家庭、愛情通俗小說在泰國是一種得寵的文學作品。政治的高壓，摧殘的是嚴肅文學特別是進步文學，而此時，通俗文學卻可以“火中取栗”，它從未遇到過逆境。家庭、愛情通俗小說的“開山祖師”是多邁索，與多邁索相比，雖然年齡只相差六歲，但從創作上看，高·素朗卡娘卻是第二代作家。然而，她拓寬了這類小說的道路，使其在藝術形式上更加完美，完成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使命，在家庭、愛情通俗小說的創作上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妨把多邁索與高·素朗卡娘的作品做一簡單比較。

從創作的年代看，多邁索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創作，大部分作品產生于1932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后，最后一部作品雖涉及了泰國推行民族沙文主義時期的社會背景，但這只是一個未完稿。由于健康和環境上的原因，多邁索長期擱筆，20世紀40～50年代幾乎沒有多少作品。高·素朗卡娘成名于193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妓女》，在民族沙文主義時期，為了生計，她無法擱筆，而戰后的50～60年代還是她創作的旺盛時期，70年代以后方才擱筆，創作的時間長達40余年。

從作品所反映的社會內容上看，多邁索走上文壇和創作最旺盛的時期正是泰國社會風云激蕩的歲月，君主專制政體的動搖、皇權的衰落、西方民主思想的傳播是那個時代的特點。不滿現狀、渴望變革是當時青年思想的主流。雖然貴族的世界觀限制了多邁索的眼界，但她的作品還是讓人們看到了貴族家庭的分崩離析、封建婚姻的痛苦與不幸，表達了貴族青年男女對個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渴望和追求。但是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狹小是多邁索作品的一大缺憾。高·素朗卡娘和多邁索的生活境遇不同，她雖出身于官宦之家，但并非貴族。泰國政府充當日本帝國主義附庸時期她甚至顛沛流離，日子相當窘迫，這就使她的眼界要比多邁索開闊得多。她們的作品不但寫貴族，寫仆人，也寫平民，寫新興的資產階級，寫下層的妓女。另外，歷史已翻過一頁，多邁索所關注的問題已不是高·素朗卡娘描寫的重點。高·素朗卡娘寫貴族的著眼點是財產的再分配，對他們進行了某些道德上的批判；她寫家庭生活，接觸了愛情的本質；她寫淪落的妓女，對她們充滿了同情。她的作品的深度和廣度超過了多邁索，但是高·素朗卡娘所描寫的從本質上說是泰國的封建家庭關系，資本主義侵襲下的泰國家庭生活高·素朗卡娘幾乎沒有觸及，這一任務則由后來者格莎娜·阿速信、希法、素婉妮等人去完成了。

高·素朗卡娘對通俗小說最大的貢獻是在藝術上。

多邁索對泰國小說的創作功不可沒，但她的小說也有結構比較松散、趣味性較差的毛病。高·素朗卡娘吸收了多邁索寫人物的長處，安排了生動的故事情節、人物悲歡離合的命運、團圓的結局，這就使她作品的可讀性大大增加，具有了暢銷書的特點。

泰國古代的敘事詩或稱故事詩之所以能吸引老百姓是因為它有“加加翁翁”式的情節。新文學誕生之后，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心理描寫和塑造人物漸漸奪去了情節的首要地位，而擁有最廣大讀者的通俗文學的最重要的法寶是把情節看作生命，讓讀者如醉如癡，走入作者所編織的生活的夢幻之中，它也許不會讓你刻骨銘心，卻可以讓你一哭，也可以博你一笑。

高·素朗卡娘的通俗小說就是如此。她的每篇作品都有一個可讀的故事，情節的起伏跌宕、結構上的前后照應、人物的關系和命運都是在情節的發展中明朗的。比如讀《金沙屋》這部小說，讀者最關心的金沙屋所有權問題就是在戲劇性的矛盾沖突中解開的。然而為迎接這個高潮的到來，作者做了多層次的鋪墊，制造了許多懸念。帕加曼的突然到來，給占據金沙屋的沙旺翁家族帶來極大的震動和恐慌，然而帕加曼的來意如何，堂姑母和表姐為什么那么不近人情，作者未予解答。待到帕加曼誤入禁地，發現“神秘鬧鬼”陰暗潮濕的橫樓里躺著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讀者又急切地想知道這個老人是誰，他為什么有如此遭遇，他和帕加曼的祖父是什么關系，帕加曼的祖父為什么被剝奪了財產繼承權？帕拉達回國和出國，使帕加曼的地位一起一落，堂姑母和小表姐的陰謀幾乎得逞。老皮皮特目睹了女兒和外孫女的惡行，悟出了“你們是愛我的財產，并不愛我的人”時，他才急切地想找到帕加曼。在斗爭白熱化的時刻，老頭臨死時終于倒出了自己的虧心事。高潮之后，作者還留下一個尾聲，帕拉達究竟愛誰？房屋的產權究竟怎樣處理？帕拉達愛上帕加曼以后，使必然傷害一方的金沙屋所有權問題變成了皆大歡喜的出人意料的結局。

高·素朗卡娘在人物塑造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的小說主要人物性格鮮明，次要人物也各具特色，連作為陪襯的仆人們也被她寫活了。

我們不妨把她的三部小說《金沙屋》《萍開夫人》和《隆阿侖》里各色人物進行一下對比，看看她是怎樣塑造人物的。帕加曼、阿侖尤帕和隆阿侖是三部小說各自的女主人公。過去的家庭、愛情小說寫的大多是大家閨秀的淑女，她們知書達禮，溫文爾雅，柔情如水，但高·素朗卡娘卻塑造了一些不同凡響的貴族少女形象。帕加曼就是其中之一，她聰明、能干、倔強、自尊、果敢，不在強權下低頭，這是她性格的最大特點。當堂姑母污辱她的父母的時候，她敢于駁斥，雖然寄人籬下卻沒有奴顏媚骨；當帕維妮打她耳光時，她敢于把她推倒；當小姑母的孩子欺侮殘廢的帕奴塔的時候，她替帕奴塔還了手。她敢于在眾人面前丟這些體面人的臉。然而她又潔身自好，并不企圖繼承金沙屋這筆遺產。

阿侖尤帕與帕加曼的性格有其相近之處，但細細體味，二者卻不相同。阿侖尤帕的最大特點是爭強好勝又有點狡黠。她被騙到曼谷，本來說是上學的，可是到萍開夫人家，要她做的卻是使喚丫頭。夫人需要的是秘書，而不是傭人。她當場揭露了拉德麗夫人，并且準備逃走。到了這個富有的貴族之家不到半小時，因為受到嘲弄，就和仗勢欺人的女仆媚春吵了一架，這使別的傭人都很解恨。她發誓非做出個樣子不可，讓媚春等人低頭認輸。她對這個大家庭的二等主人沃姨敢于頂撞。當著眾人的面，揭露了沃姨克扣她的飯錢。拉德麗為了使她丟丑，當場扔過來兩張十銖的票子，她不予理睬，說道：“我蒙受夫人之恩，不能要別人的東西，否則是對夫人的不敬！”這里既置對手于難堪的境地，又討得了萍開夫人的歡心，一箭雙雕，可見她是工于心計的。而且她的“犯上”是有限度的，是以取得萍開夫人做后盾為基礎的。她深知她出頭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萍開夫人身上，所以她對這個最高的主人不但不“犯”，而且是言聽計從，獻計獻策。勸夫人每天早晨下樓走一圈，這樣不但吃得下飯，而且還發現了傭人偷懶。后來又記錄菜譜，發現重樣太多。夫人說如果她表現得好，將來要收她為養女，這使她大喜過望。中學畢業后要送她去學“家政”，這使阿侖尤帕高興得“渾身都麻木”了。

與上述兩個女主人公都不同，隆阿侖是個溫柔、和善、很會體貼別人、通情達理的女孩子。她經歷坎坷，5歲時母親為了追求較好的生活，就和父親離了婚，14歲時父親病故，在伯父家里什么活兒都干，終日疲憊不堪。跳出火坑，她心滿意足；當了昭坤的看護，盡心盡責。她言語得體，舉止文雅，能夠忍耐，“遇到無論怎么壞的人，如果一方不作聲，平心靜氣，那另一方也就白費力氣。”她就是這樣對付凱喜的。

高·素朗卡娘筆下的反面人物也極有特色。蒙帕納萊（《金沙屋》）極端自私，心理陰暗，事事想的是自己，眼里根本沒有別人，但是她卻要擺長者和貴族的臭架子。她的小女兒帕維妮驕橫、跋扈、放縱，有時甚至撒潑。帕維妮在家里也穿戴得花枝招展。抽煙、賽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看別人都“管”不了帕加曼，便要親自出馬，顯顯她的威風，“改改她的驕傲脾氣”。她見硬的不行，便引誘帕加曼墮落，而到頭來卻偷雞不成蝕把米，把自己的未婚夫也丟了。外祖父臨死前她大鬧橫樓，把這個人物的性格戲推到了高潮。

朱塔拉（《萍開夫人》）這個人物寫得也極成功，她是安奴基的妻子、萍開夫人的侄媳。朱塔拉和丈夫一下飛機，不顧禮儀，便和父母揚長而去。安奴基通情達理，感激姑母。和諧的家宴正在進行，朱塔拉闖進來，“把大家的興致全攪散了”。接著作者寫了她在萍開夫人的家里大擺主人的架子，對傭人不滿，與走狗似的女傭媚春沆瀣一氣；嫌屋子太熱，要裝冷氣；大宴賓客，把家里弄得雞犬不寧。高潮是當安奴基涉水把奧拉甲森從船上抱下來，她卻給這個心地純潔的貴族女子幾個耳光，說她要奪自己的丈夫。眾人在海濱避暑的快樂被她一掃而光。事情發生后，丈夫要她滾，她跑回娘家，巴望丈夫能請她回去，不料事與愿違，只得灰溜溜地溜回家來，可是仍不改初衷，她要“吃她（萍開夫人）的，喝她的，把她氣死才好”！一種乖張、潑賴的性格躍然紙上。

高·素朗卡娘不但在主要人物身上下了功夫，次要人物也寫得并不馬虎。好花需綠葉扶持，如果次要人物形象干癟、乏味，整個小說很難說是成功的，在很多情形下次要人物的敗筆常常導致主要人物塑造的失敗。高·素朗卡娘對次要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畫也極生動。在《金沙屋》中作者寫了帕拉迪這個人，她是帕納萊的大女兒。她雖然也養尊處優，但本身的感情曾受過傷害，失去了愛情的幸福，因而形成了孤僻冷漠的處事態度，曾打算削發為尼。她雖然也有貴族的家庭帶給她的偏見，但內心仍然是熱的，所以她能隨著事態的發展調整自己的態度。她對母親隱瞞帕加曼的來意不滿，對妹妹帕維妮在帕加曼身上的險惡用心有所察覺，并且間接提醒過帕加曼，最后她和帕加曼的互相理解和信任是很自然的。作者寫她對帕加曼態度上的變化入情入理，很有層次，十分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高·素朗卡娘把貴族大家庭中的仆人可以說是寫活了。他們有的奸猾偷懶（《絕代佳人》中的乃賁），有的趨炎附勢（《萍開夫人》中的媚春），有的嫉妒（他儂），有的富于同情心但有點愚鈍（丙婆婆），有的和善溫厚（《金沙屋》中的奶媽），有的剛來城市幾年連鄉下的縣長助理也瞧不起了（《萍開夫人》中的傭人們）。

高·素朗卡娘還寫了一些“驕男傲女”式的小說，后來為一些人模仿，成了一種新的模式。這類小說（如《絕代佳人》）的女主人公大多容貌出眾，出身高貴，自尊又不失女性的姣好。男的則是精明強悍，富于男子氣概，粗魯、鐘情、富有。她們在偶然的機會中相遇，暗生愛慕，男的必定以粗魯表達他的愛，女的則在委屈之中被他的魅力吸引。其中必定有個第三者，而男的又有能力戰而勝之，使有情人終成眷屬。這類小說視角新穎、輕松、熱鬧、娛樂性強，但與社會現實關聯甚少，真實性也較差，“暫時消費性”卻較強，讀者眾多。

總的來說，高·素朗卡娘在小說創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這是泰國現當代文學的一筆寶貴財富。她在逝世前不久得到“泰國藝術家”稱號的殊榮不是偶然的。然而生活體驗的深度卻沒有觀察與思考生活的高度做保證，這又使她后期的作品在總體上遜色不少。由此看來，對于一個作家的創作來說，思想、理論對于觀察與思考生活的重大指導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長篇小說《金沙屋》內容概要

帕加曼的父親是個廉潔的府尹，在任多年，依然兩袖清風，父親亡故，一家立刻陷入困頓，連喪事也是借錢辦的。在清理父親的遺物時，帕加曼發現了一個藍皮記事本子，里面還夾了一封信，是父親寫給帕加曼的堂姑母蒙帕納萊·沙旺翁的。母親告訴她，父親臨終前曾有遺言，要帕加曼保存好這個本子，拿這封信去金沙屋，投靠堂姑母蒙帕納萊。

金沙屋是個深宅大院，建筑豪華雄偉，林木奇麗茂盛。然而，帕加曼到達之時堂姑母不在，老花匠不理她，傭人兇得要命，大表姐帕拉迪更不收留她，只有一個殘廢的孩子小表弟帕奴塔表示同情，可他沒有任何權力。又氣又餓的帕加曼只得憤然離開，但她沒走幾步就昏倒在臺階上，醒來之后發現自己躺在奶媽坤諾的黑屋里。從奶媽的嘴里帕加曼得知堂姑母是個迷信的人，她認為殘廢的小兒子生下來克死了丈夫，所以對他很厭惡。她最喜歡的是小女兒帕維妮。大女兒性情古怪，有心臟病。大兒子在國外。奶媽告訴她，這個家庭事情不少，慢慢就會知道了。故意躲出去的蒙帕納萊回來后大發雷霆，埋怨長女帕拉迪收留了帕加曼。蒙帕納萊和帕加曼的父親是堂姐弟。帕加曼的祖父因“行為不端”，沒有得到任何遺產。帕加曼的父親青年時曾寄居在金沙屋，但因娶了個鄉下女人，褻瀆了門庭，被伯父逐出，他發奮苦讀，當了法官，得了“帕”的爵位。然而帕加曼的父親卻不念舊惡，祖父病重之際是帕加曼的母親伺候直到臨終的。帕拉迪得知這些事情，對母親的做法產生了懷疑。寄人籬下的帕加曼形同仆人，動輒得咎，面對盛氣凌人的帕拉迪，帕加曼不得不指出：金沙屋是皮尼德南家族的祖先留下的。而現在居住在這里的沙旺翁一家卻是個外姓！帕加曼表示，她不是來討債的，也沒有希望他們全部供養自己，況且她每天還干了不少活！帕加曼的話句句在理，帕拉迪也覺得母親對這個女孩子太刻薄了，可她一直不明白，為什么母親一定要擠走這個女孩？這個謎底大概只有外祖父才能解開。

帕加曼的曾祖父有三個兒子，兩個兒子是正室所生，一個兒子是和傭人生的，妾生的小兒子就是現在躺在陰暗潮濕的“橫樓”里的那位臥病在床、形容枯槁的老人。此人怪癖極多，瘋瘋癲癲。帕加曼的祖父素拉蓬年輕時愛上了個戲子，為曾祖父所不容，祖父一氣之下跑掉，而這位戲子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這就是祖父的“行為不端”和沒有得到遺產的原因。

蒙帕納萊的小女兒帕維妮覺得大姐無能，她要自己動手把帕加曼趕出去，于是找個借口，打了帕加曼一耳光，憤怒的帕加曼也不甘示弱向帕維妮猛撲過去……可她的反抗無人同情，她也不敢把自己在金沙屋的遭遇告訴母親，自己也無意離開這里，因為這是父親的遺囑，金沙屋是自己家族的遺產，她有權留在這兒，她想看個究竟……

蒙帕納萊的大兒子帕拉達從國外考察回來，他更加沉默了。他看到西歐受到的戰爭創傷，人民的貧困和辛苦的工作，但是泰國呢？他只能凄然一笑……是他發現了由于受到驚嚇昏死過去的帕加曼，并把她抱回來的，他從奶媽那里得知了帕加曼的來歷，對這個家庭對這個女孩子的態度產生了疑問。看到了帕加曼淺藍色本子上所記載的內容，他更鎖緊了眉頭。帕加曼高燒不退，他把她送進了醫院。帕拉達對母親、姐姐和妹妹兩年來花去了公有的積蓄4萬銖，外祖父的身體不見好，小弟弟的腿也沒給予治療，把帕加曼安排在仆人的屋子里都很有意見，母親卻冷言冷語，罵他胳膊肘向外拐。帕拉達回到這個家里使帕加曼的境遇有了根本的好轉，他把她安排在樓上單獨住，讓她繼續上學，學習音樂，在客人面前親自介紹這個妹妹，給她買演出的衣服，親自出席了有帕加曼演奏鋼琴的晚會，然而得知帕拉達又將出國的消息，帕加曼感到震驚，帕拉達即將訂婚的傳聞又使她苦悶。帕拉達臨走時留下一封信，囑咐她遇事考慮周全，以擺脫面臨的困境。蒙帕納萊和帕維妮不顧帕拉達的警告，繼續迫害帕加曼。帕維妮更想把帕加曼引向墮落，帕拉達不同意妹妹的做法，于是引起了爭吵，帕維妮的用心、金沙屋的內幕、母親的詭計統統被揭露出來。帕維妮不相信金沙屋不是自家的財產，一定要找外祖父核對。病危的外祖父聽到帕加曼的名字霍地坐了起來，他當著眾人的面說出隱瞞了幾十年的事實。原來他的母親臨死的時候對他說：“所有的東西都歸你，但這金沙屋要歸素拉蓬。”帕加曼理所當然地對金沙屋擁有繼承權。帕拉迪的外祖父死了，金沙屋將屬于誰？如果它易主的話，沙旺翁家族就要“跌價”了。帕維妮打算決一死戰。帕加曼回到自己家里。正在此時帕拉達從國外回來，這對于陷于混亂的這個家庭來說，好似大旱逢雨。帕拉達告訴姐姐，說他早就知道金沙屋應該屬于誰。外祖母本是素拉蓬的情人，但被外祖父奪了過去。外祖父臨死的時候說出了遺產應該歸誰所有的真相，為家庭洗去了污點，帕拉達認為，自己一家應該凈身出戶，免得蒙受奇恥大辱。

帕加曼回到家里對于破落的家庭非常失望，可是帕拉達在自己家里的突然出現差點沒使帕加曼昏厥過去。母親看到這個情景，明白了女兒的心思。帕拉達的來意有兩個，一是請她回到金沙屋繼承這個產業，二是現在有兩個求婚者，請帕加曼自己決定。帕加曼真想與帕維妮的未婚夫結婚，以便出出這口惡氣，但長輩卻告訴她，別的可以賭氣，唯獨愛情不可當兒戲。帕加曼回到金沙屋，內心消除了芥蒂的大表姐親自迎接她，彼此激動萬分。大表姐走進帕加曼的房間，送來了帕拉達給她的項鏈，告訴她：“客廳里有兩個愛著你的人，你要慎重選擇！”她說自己的愛情是不幸的，她不希望看到弟弟也和自己一樣。當帕加曼步入客廳之時，帕維妮的未婚夫興高采烈，又見幼時的伙伴納昆也在座，便和納昆先打了招呼。帕拉達見此情景，長嘆一聲走掉了，帕加曼不顧一切地追了上去，只聽在圖書室里一聲驚喜的高喊：“帕——加曼！”

索·古拉瑪洛赫的合作主義小說（上）

合作主義像夢魘一樣困擾了索·古拉瑪洛赫一生，無論什么題材的作品，讀者都不難找到它的幽靈。

作者筆下的中國歷史和現實

長篇小說《中國自由軍》寫于1947年，1950年初版，全書615頁。這部作品1959年曾獲金像獎，受到臺灣當局的肯定，并由作者自己將它改編成電影劇本，但電影沒有像小說那樣獲得成功。

《中國自由軍》寫的是一群中國青年學生不甘做亡國奴，自發組織抗日組織與日本侵略者斗爭的故事。他們自制炸藥、燃燒彈，燒毀敵人的倉庫，用錢雇用流氓刺殺偽警察局長。他們襲擊日本軍官，奪取槍支，武裝自己，使敵人驚恐萬狀……

據作者稱，這部長篇小說是根據一位友人——小說中的主角魯平飛（音譯）的抗日斗爭紀實寫成的，在作者以北京為背景的小說中這是較為真實、較為客觀、較有意義的一部。它的主題是反映中國人民偉大艱苦的抗日斗爭的，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青年抵御強寇、出生入死、拯救祖國的決心和勇氣，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使這部作品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作者聲稱，他寫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記錄日本士兵的殘忍……我認為這些戰士像一切光榮地擔負責任的人一樣，完成了他們的使命”。如果不是糊涂，那就是顛倒是非，它否定了這些士兵作為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工具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深重災難。士兵當然和戰爭的禍首不同，但是揭露日本軍隊的殘忍，正是揭露這場戰爭的本質，索竟然去贊揚殺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士兵，不知他的正義感跑到哪里去了。

由于作者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因此他也不可能真實地描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斗爭，只要寫到“共產黨”，他不是丑化就是詆毀。而且，他也沒有忘記宣傳他的合作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他筆下的“中國自由軍”不“依附”于任何人。偉大的中國抗日戰爭最后是勝利了，而“中國自由軍”卻瓦解了，這不也證明“第三條道路”行不通嗎？

魯平飛等人是作者著力刻畫的英雄人物，但在這個人物身上作者也給他加上了不少索式思想，當寫魯平飛第一次殺死敵人時，就有大段的懺悔心理的描寫。魯對叛徒也是慈悲的，認為他們是忍受不了敵人的折磨，因而可以原諒。魯平飛最后離開了炮火連天的祖國到美國留學，這就是作者筆下英雄的歸宿。

對生活和命運無常的感嘆，一種聽天由命的虛無主義的宿命思想在這本書里也隨處可見。這證明索雖然寫了中國的抗戰，但其實他從未理解這場戰爭，以他的思想也理解不了為祖國的命運而戰斗而捐軀的人。

《當積雪融化的時候》是作者晚年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寫于1969～1970年，作品記述的仍是作者1931年到北京后的經歷。它沒有什么完整的故事情節，而是想到什么寫什么，真真假假混在一起，結構龐雜而松散，大部分人物也是在過去他寫的小說中出現過的。也許是記憶模糊之故吧，人物也發生了變異。作者寫作的目的看來是想借小說這種形式重溫他青年時代的夢想，表達他對現時政治的看法，宣傳他的政治主張。這部作品雖然在藝術上并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東西，但是對于研究索晚年的思想卻是十分重要的。

小說虛構了一個因政治理想不同而導致情人離異的故事。

蔣梅和沙南都是燕京大學的學生。蔣梅是個崇尚自由、民主和合作主義的“女神”，她憎惡共產主義，認為它是比鴉片更為厲害的麻醉品。沙南是個華裔泰國人，父親早年由汕頭移居泰國，發家致富。沙南愛上了蔣梅，但是由于他受了共產黨學生魯光的影響，兩個人終于分道揚鑣。小說把蔣梅和沙南之間的愛情寫得十分模糊，作者沒有交代他們之間相愛的基礎是什么，看來作者喜歡的只不過是他們的離異，并以此圖解他的政治主張。

小說還寫了蔣飛的犧牲，又出現了瓦莉雅和弗拉基米爾。而作者筆下的“共產黨”魯光是個破衣爛衫、蓬頭垢面、性情乖張、言語粗魯、不講道理、不通人情的人。這種臉譜式的丑化，連泰國的評論家也認為作者寫的是“一個精神病患者而不是一個正常人”（德里信·本卡君語）。這部小說還充斥著格調低下的對中國的污蔑和咒罵，什么“毀滅全人類”“弒父弒母”“殺夫殺妻”“在人們尸骨堆上建立新世界”，等等。雖然鑒于當時的世界形勢和泰國國內的情況，說幾句反共的時髦話也未嘗不可，但索所說的這些話可不是應景的，這是他一貫的思想和觀點，對革命的、前進的他一概反對，他甚至認為1932年的資產階級維新政變是“掀了泰國的屋頂”，這種話我們在首當其沖的皇室那里也未曾聽到過。在要把歷史車輪拉向后退這一點上，索從來是不動搖的。然而在晚年他不得不無可奈何地承認，他是四處碰壁的：“我滿懷希望和抱負回到泰國（指1936年到中國留學后回到泰國）是想為國家盡點力，但歲月已經證明，在67年的生活經歷中我是一個失敗者，因為我還沒有福氣，或者說還沒有機會做一點我想做的事。”（本書《前言》）這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啊！

索的政治經濟理想的代表作《拉亞》

索·古拉瑪洛赫以泰國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重要的有《拉亞》（1955年）、《藍色血》（1956年）與《紅色血》（1957年）等三部。

《拉亞》是作者自己最喜愛的一部作品，全書長達4060頁，合中文也有近200萬字，寫了5卷，但仍然沒有一個結局。從內容上看，這部洋洋大觀的巨著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一部分約有一卷半的篇幅寫的是抗日活動，后一部分寫的是反貪污、反舞弊、反惡勢力的斗爭，二者沒有必然的聯系，顯得有些脫節。

從這部作品的《前言》和它的情節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可以概括為下面幾點：

（1）作者斷言，教育和環境對人的性情來說僅僅是外部的東西。人的性情才是內部的本質的東西。如果人一生下來就有一個美好的靈魂，即使他沒受過教育，沒有見到文明人所處的環境，他也會是個好人；如果他生下來就有一個丑惡的靈魂，即使他受了教育，環境多么高尚文明，他也不會成為好人。小說中所寫的拉甲、拉亞兄弟的不同生活道路就是企圖證明這一點的。拉亞只受了四年初小教育，可他見義勇為，除暴安良，做的都是好事；拉甲雖在曼谷受過多年教育，可是卻與有殺父之仇的惡霸坤侖勾結在一起，干盡了壞事，僅僅是因為他們從娘胎里帶來的本性不同。

（2）希望各派愛國者能統一認識，形成統一的意志，使國家成為一個整體，以便與每日每時危害國家的癌癥進行斗爭，這個癌癥就是貪污、各類合法的非法的賭博、中間商人、壟斷制度和社會的窮奢極欲等，這是小說內容的重心。

（3）提醒泰國人注意“共產主義的巨大災難”“它通過地下的和地上的，明的和暗的，既在窮人中，也在富人里，甚至在政治家中，通過各種渠道，整個24小時地滲透出來”。有些組織和個人認為共產主義是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唯一出路，而根本不去尋找比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更好的獨立自主的經濟制度。作者虛構了一個“M18”組織，用以代表外國的共產主義勢力，向泰國進行滲透。

（4）作者想給泰國人和世界上的朋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指定一條出路，這就是自由經濟主義或者叫合作主義，“以解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剝削問題”。譴責有些共產黨國家把人民剝削得一貧如洗，把人民當作牛馬，當作奴隸，破壞家庭生活，不給工作自由，得不到自己的勞動成果，不給人民以生活的自由和發表言論的自由……

雖然這部作品從總的傾向上看只是作者政治觀點、政治主張的一種圖解，在藝術上沒有多少值得稱道的東西，但是去掉那些宣傳氣味，有些人物的塑造對認識泰國社會還是有一定價值的。

拉亞是作者著墨最多的人物，是這部小說的主角。他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父親被惡霸坤侖殺害，這給他幼小的心靈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他發誓要為父親報仇。成年以后的拉亞是個健康、機智、果敢、見義勇為的小伙子。他被“自由泰”運動（“二戰”時反法西斯的泰國地下組織）的領導人格良格萊看中，成了騷擾、打擊日本侵略者的一個勇敢斗士。日寇投降以后，他又出生入死，為鏟除社會不平而戰斗。雖然作者把這個人物過分理想化、傳奇化了，但從這個人物身上仍然可以看出泰國農民質樸的不愿做奴隸的反抗性格。

警察少尉隆蘭這個形象也是有積極意義的。他是個正直的警官，忠于職守，維護法律的尊嚴。在他剛調到考特門村的時候，和日軍遭遇，若不是拉亞的搭救，險些丟掉性命。他對拉亞極有好感，吸收拉亞參加了考特門村的救國會。他愛國重于生命，愛護老百姓而不顧個人的危險。他認為“人民就是國家，人民好，國家才會好”。他主張發展教育，使人民擺脫受壓迫受剝削的地位。他認為法律是國家的準繩，如果不尊重法律，國家就會混亂。他目睹坤侖一伙的地方惡勢力作惡多端，可他卻沒有動手除掉他們，他在等法律去懲治他們，但是他等了一天又一天，法律不但沒有動他們一根毫毛，反過來他們卻可以踐踏法律，這時他對法律產生了動搖，懷疑自己的信念是否錯了，他覺得還是拉亞說的“如果我們從法律那里討不到公道和正義，那我們就應該用自己的手去奪取”這句話是對的。當他受到迫害，被調往邊遠山區的時候，他毅然辭去了警察的職務，放棄了和平的方法，拿起武器，用自己的行動“為人民捍衛人民的法律”，維護社會治安，保衛格良格萊的合作黨競選的安全。他和拉亞合作把一位極有勢力的部長鑾沙坦的親信查拉·察檢吊死在皇家田廣場上，以示對惡貫滿盈的壞人的警告。他和拉亞一樣，認為解決泰國的社會問題不用暴力是不能成功的。

格良格萊這個人物是作者思想和主張最集中的代言人，作者雖然千方百計地美化他，但這個人物仍然是蒼白的、幻想式的人物。他“身材魁梧、健壯”“胸懷坦蕩、體察別人的痛苦”，憎惡吸食人民血汗的資本家，稱他們為“社會的寄生蟲”。他留學美國，是一位干練的工程師，后來參加了“自由泰”運動，成了考特門村抗日的負責人。

抗日斗爭勝利后，他便為自己的理想奮斗，要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金錢失去了魔力，人人幸福，社會充滿正義，自由得到發揚的社會”。他在國外讀書時就研究過“經濟合作主義”，認為這個主義是解決泰國社會問題的最好辦法。他在考特門村發現了一大片無主的荒地，便決定在這兒建立他的理想國。碰巧拉亞又發現了一個金礦，這又給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他的做法雖然遭到了朋友們的反對，但他卻不動搖，他堅信，一個“合作之城”不久就會成功。

與正面人物相比較，這部作品反面人物寫得更成功些。

坤侖原是泰南人，來到考特門地區做買賣而發家致富。他吝嗇、狠毒，不甘在人之下。他雇用一大批流氓打手，誰如果不把農產品以低價賣給他，那人就得倒霉，不是被殺死，就是被燒了房子，但老百姓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卻敢怒不敢言。日軍占領泰國后，他用敲詐農民的辦法和日軍做生意，發了橫財。他覺得戰爭對他有好處，希望戰爭打得越久越好。在那個地區，坤侖就是法律，連警察也在他的控制之下。他驕奢淫逸，妻妾成群。在他的影響下女兒素妮的性情也和他一模一樣。坤侖這個壞蛋最后終于被拉亞及其朋友處死。這個人物可以說是泰國土地上地方惡勢力的一個典型。也許是作者有親身經歷和體驗吧，這個人物是真實而生動的。

帕拖拉尼泰皮塔是個政治暴發戶的形象。他性情暴烈，言語粗俗，手段毒辣，在舊官場混上了“帕”的爵位（相當于伯爵）。1932年維新政變，他參與其事，之后地位更加顯赫。他宣稱“要把自己的身體和生命都獻給國家，為國家愿意做任何事情”。但在行動上卻勾結貪官污吏，營私舞弊，販賣違禁毒品，養育流氓，剪除異己，勢力極大。他的宅邸好比宮殿，良田幾百萊萊，泰畝，等于中國的2.4市畝。——作者注，轎車十數輛。他的大公司壟斷了不少貿易行業。他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采用最骯臟的手段，用販賣鴉片、武器和造假鈔票得來的錢收買選票，用暴力強迫人民投他和同伙的票。如果還不能在選舉中獲勝，就在選票上舞弊。為了擴大自己在國會內的勢力，他收買議員。他還與“外國勢力”勾結，妄圖改變泰國的政體，如果成功，他就會成為泰國的第一任總統。在一個崇尚金錢和權力的社會里，出現這樣的投機家和暴發戶是不足為奇的。

此外，像坤侖的女兒素妮、拉亞的哥哥拉甲都是利欲熏心、視金錢為上帝、毫無信義和廉恥的人，作者對他們的刻畫也具有一定深度。

然而，這部小說也很典型地暴露了作者世界觀的矛盾。當他按照事實本來面目寫的時候，小說對丑惡事物的揭露是深刻的，當他用自己的“理想”代替現實的時候，小說情節的發展就顯得荒謬而不合邏輯了。

小說中的黑暗勢力的代表坤侖、帕拖拉尼泰皮塔等人是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要取得斗爭的勝利，必然要采取拉亞、隆蘭等人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否則他們自己就會被消滅，小說也是按照這個事物內在的邏輯發展的，但這必然否定格良格萊的非暴力的合作主義的主張，這又是作者不愿看到的。

但是，反過來也不行。作者雖然用“天賜”的辦法，使格良格萊得到了無主的荒地和金礦，使他辦起了一個合作主義的示范農場，但是如果寫他們的黨用非暴力的辦法取得了政權，剪除帕拖拉尼泰皮塔這種人，泰國消除了貪污和舞弊，變成了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理想社會，那么對照泰國今天的現實，那不是癡人說夢？讀者能不笑掉大牙？這就是作者寫不下去、此書沒有結尾的原因。

索是一個對政治有著濃厚興趣的作家，但是卻是個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的作家，這部小說就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他憎惡社會的不合理現象，人們相信這是真的。但是他所向往的第三條道路，即合作主義，其實并未跳出資本主義的圈子，而且是個“不能傳宗接代的理想”（泰國評論家語），它不但在理論上說不通，在實踐上也兩次碰壁，所以，只能寫在小說中聊以自慰而已。懂得一點政治經濟學的人都明白，組織合作社的前提是生產者擁有生產資料，沒有生產資料，還不是要受人雇傭！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怎么會有一個對勞動者合理的上層建筑？作者詛咒金錢，說它是萬惡之源，但是在這部小說中卻又不得不讓拉亞“發現”金礦，而且是非法開采才能使格良格萊建黨、辦報、辦農場、競選，可見金錢并不是萬惡之源，而是要看它掌握在誰的手中，用它來干什么而已。就作者自己而言，為了使其筆下的人物實現其理想，不也需要錢嗎？而且錢的到來又是異想天開的！其實這部長而又長的小說不過是個烏托邦，作者把自己的理想終于寫進了死胡同，這不是作者的愿望，而是一個揪著自己的頭發想離開地球的人的悲劇。

索·古拉瑪洛赫的合作主義小說（下）

作者筆下的泰國現實

《藍色血》和《紅色血》是兩部姊妹篇長篇小說。兩部作品相比較，《藍色血》的現實意義較大，而《紅色血》不過是一群財迷心竅的狂徒“奪寶”的驚險故事。主題思想沒有深化，人物性格也沒有發展，情節明顯是臆造出來的。

作者透露，他寫《藍色血》的目的是詛咒人們把金錢視為上帝，“它成了地球20億人的主宰。幾乎每個人都愿意做它的奴隸，為了金錢，有人甘愿出賣榮譽。”“金錢成了貪婪的誘惑物，這是人一生下來就有的劣根性，它使五千年的歷史充滿了壞人壞事，它是使人互相排擠、爭奪、欺壓、廝殺的總根源。”作者提出鏟除這一弊病的方法還是合作主義。

雖然這本書仍然沒有擺脫濃烈的宣傳氣味和說教氣味，但是透過作者蕪雜的思想還是可以發現這本書的某些積極意義。

（1）使人們看到金錢這個資本的魔鬼怎樣改變了人的本質。

比連原本是個飽受階級壓迫和剝削的窮苦農民，他和地主戴婁有殺父殺母之仇，他誠實、質樸，但是意外得到的30萬銖錢卻使他變了質，使他做起了富貴夢。當30萬銖被人偷走，隨之化為灰燼之后，他又變成了窮光蛋。可是此刻他的思想卻變了，成了一個嗜錢如命的賭徒。他大買彩票，雖然中了頭獎，可是由于彩票老板被打死，美夢又破滅了，于是他投入了鴉片販子布婁的懷抱，干起了罪惡勾當。當他的羽翼豐滿以后，為了自己發財致富，為了所愛的女人，又和主子布婁反目，殺死了他。為了錢，他一連殺死了七八個人，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他燒了棉花庫，大火蔓延到整個市場，數百戶人家因此絕了生計。

如果說當初他和地主戴婁的矛盾還是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和壓迫者、剝削者之間的矛盾的話，那么后來，他和布婁之間的矛盾主要則是無錢和有錢的矛盾，奴才和主子之間爭奪的矛盾，這時的比連已經成了社會的一條害蟲。

（2）揭露了黑社會赤裸裸的金錢關系。

在金錢萬能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不加掩飾的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即使在同伙之間也是如此。申老板和布婁都是鴉片販子，但是為了利益獨占，他們之間進行了瘋狂的爭奪、報復和火并。

比連第一次販運的鴉片就被申老板的人中途劫走。后來布婁獲得了對方運送鴉片的準確地點，一把火燒掉了申老板的鴉片，使申老板虧了血本。當申老板得知布婁的小老婆甘雅要把銀行的50萬銖取出，便派人把這筆錢劫了下來。他們之間爾虞我詐，毫無信義。甘雅為了奪回50萬銖，背叛了布婁，私自和申老板做交易，她出賣了布婁運送鴉片的情報，但得到的是一張無法兌換的銀行支票。比連得知乃坎偷出了鴉片，為了把此財富據為己有，便殺了他。同伙乃本得知比連藏匿鴉片和殺死了乃坎，就想永遠以此為把柄敲詐他，把他作為自己的奴隸：比連為了擺脫這種被動的處境又殺死了乃本。當甘雅擺脫了布婁藏起來以后，布婁的走狗得知她的處所便又來敲詐。人類一切高尚的東西，在這個黑社會里已經蕩然無存了。

從小說中我們還可以看出黑社會里的不少頭面人物都和上層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得以生存，沒有權勢人物的庇護是不可能的，他們之間是利益均沾的。布婁被捕，就是在他們的“關懷”下釋放的。可見要鏟除黑社會，不鏟除上層人物中的不法分子這個溫床是不可能的。

小說還塑造了幾個有著鮮明個性的黑社會人物形象。

地主戴婁陰險而狠毒，他利用高利貸剝奪了比連父母賴以生存的土地，比連的父母在走投無路之時，偷拿了戴婁3萬銖錢，雖然最后送回去了，但戴婁卻靈機一動，說這筆錢不是3萬銖而是5萬，活活把比連的父母弄死。

鴉片販子布婁是個毫無人性的家伙，他粗獷、兇猛，卻又像獵狗一樣警覺，他可以毫不憐惜地把自己的小老婆置于死地。任何人背叛他，都休想得到他的寬恕。

甘雅是個既損害別人又被別人損害的女人。她讓人憎惡，又讓人同情。她在少女時代也曾夢想讀書，將來做個護士，但是由于家境貧寒，現實把她推入了火坑。她15歲就當了富人的小老婆，開始她也想做一個好姨太太，但是沒人把她當人看待，她被拋棄了，從此覺得世界上沒有好人。她當了布婁的小老婆以后，干了販運鴉片的勾當。她不愛毫無人性的布婁，但又無力反抗。她愛上了比連，想致富以后洗手不干，但是仍然沒有擺脫一死的厄運。她臨死的時候對比連說：“我不是個幸運的人，剛剛得到愛沒多久就要離開你了……從生下來我所遇到的都是痛苦和失望，我的心是碎了的。我也和別人一樣需要幸福，需要榮譽……但也許是命中注定，人人都把我看成壞人，是個賣身的女人。我的心也和別人一樣，也想做好事，但遇到的卻都是丑事，我被逼著只能干壞事，現在我可以不干壞事了……”她是這個罪惡社會的俘虜，又是它的犧牲品，這個形象是令人深思的。

《紅色血》是《藍色血》的續篇，寫了比連為了擺脫金錢的誘惑，擺脫警察的追捕，逃到了大森林，想過一種遠離金錢的生活。但是在這個深山里卻埋藏著一伙政客為了政變而準備的3億銖假幣，政客之間又發生內訌，他們的子女和嘍啰都在尋找這筆巨款。前來追捕的警察又見錢眼開，參加爭奪。比連又被拖入金錢的旋渦，最后終于在各方爭奪、殘殺中死去。

這兩部小說詛咒了金錢的罪惡，描繪了人們在金錢面前的丑態，以及為了金錢而進行的爭斗和殘殺。作者對金錢的本質是清楚的，在小說中比連的父親在臨死之前曾這樣對兒子說：“錢成了剝削和榨取窮人血汗的工具和武器。有錢人有賺錢的工具，窮人兩手空空，只能成為有錢人的奴隸，越過越窮。”這說明作者明白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金錢必然會轉化為資本，成為剝削勞動人民的工具，以利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只有改變金錢作為資本的屬性，才能避免作者所描繪的災難。但是作者明白這一點是一回事，而采取怎樣的行動則是另外一回事。他不愿意把這些災難和生產關系、社會制度聯系起來，這說明他反對的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它的弊端。他教給人們的辦法是“遠離金錢”，是“逃避”，他教導人們要“知足”，要“學會利用自然資源，組織合作社，給勞動者自己謀福利”。

索·古拉瑪洛赫總是喋喋不休地兜售他的合作主義，但是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自己的小說里，他都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就越寫越灰心，越寫越絕望，到頭來自己的邏輯又否定了自己的“理想”，他覺得人是戰勝不了金錢的，所以在《紅色血》的結尾，當書中的主角比連·本通被人殺死之時，這樣寫道：“他縱聲大笑，這笑聲是一個象征，它告訴人們，人的滿腔熱血是無法戰勝金錢的魔力的！”

索的濟世良方——合作主義的實質

既然合作主義是索·古拉瑪洛赫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有專門論述這個問題的政治文章，又在他的小說中作為主人公至高無上的理想，一有機會就大發議論，把它作為改造資本主義和抵御共產主義的武器，那么，評論作為一個作家的索·古拉瑪洛赫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探討一下他的合作主義的實質。

合作主義并不是索的發明，他在自己的小說中透露，他是在1928年到了香港，1931年到了中國內地以后，目睹了中國貧富懸殊的現實，接觸到了信奉這個主義的莊醫生而接受這個主義的。對于這個主義的內容，索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明白的闡述，他說：“合作主義即經濟主義，產生在英國和德國，已經有120年的歷史了。合作社產生在工業革命時代的卡爾·馬克思著書立說反對資本家剝削的時候，馬克思的目標在于消除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奪，合作社的目標在于避開和防止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馬克思的方法是要用暴力奪取政權，改變政府使其成為勞動者的政府，是為了消滅資本家，建立共產主義國家；而合作社則不想用奪取政權的方法來建立合作主義的政府，而只是建立合作小組和機構以自助，擺脫資本家的剝削和欺壓，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的方法要用暴力強制，合作主義的辦法在于引導以使其出于自愿。”

合作主義的“優越性”，索·古拉瑪洛赫概括為下面五點：

一、合作主義是順乎生活潮流的自然發展，它所以能成功，是因為并不違背人們的意愿。

二、合作主義尊重人的自由權利，不像共產主義那樣把人當作奴隸。

三、合作主義不會使世界爆發戰爭，只會使和平更加持久和鞏固，因為它尊重勞動者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四、合作主義最憎惡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殘暴和冷酷行為。

五、合作主義是尊重大多數人的尊嚴，最能與民主政治制度融為一體的經濟制度。

索始終夢想，如果他有機會進入國會和政府，他就要實行合作主義的經濟制度，可惜的是國會和政府從未向他敞開過大門。

我們考察一下歷史就會知道，合作社這種勞動者或居民以經濟互助為目的聯合組成的經濟組織確實“古已有之”，19世紀初，英國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傅立葉等已對合作社思想進行過宣傳和實驗，幻想通過合作社形式來改造資本主義。1844年英國工人曾首先創立一個名為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的消費合作社。19世紀末20世紀初又出現了一種名為合作主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國的季特（1847～1932）和英國的比阿特里斯·維伯（1858～1943），他們的綱領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通過組織合作社，先掌握商業，再掌握加工制造業和農業，最后建立“合作共和國”。他們認為，人們只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區別而沒有階級差別，主張采取消費合作社興辦各種生產事業的辦法，逐漸把生產資料轉到消費者手中。他們反對政治斗爭，強調發展合作社來解決社會問題，促使資本主義自行消亡，“和平建立社會主義”。

應該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并不反對合作社這種組織形式，它對勞動人民的生產和消費是有其積極意義的，而且過去和現在都利用過這種組織形式，但不能無限夸大這種組織形式的功能，它雖能使社員避免一些中間剝削，卻不能改變生產關系，也不能根本改變勞動者的生活狀況。

在比較全面地考察了索的作品、他的思想及其發端的源頭及后來的發展以后，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改良主義思想是很合索·古拉瑪洛赫的胃口的，他的思想實質是封建思想、佛教世界觀和宿命論以及資產階級的博愛觀的混合物，他十分守舊而頑固，反對一切革命，甚至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也反對。

應該指出的是，索雖然也自稱信奉合作主義，但他的合作主義實際上已閹割了季特和維伯的“主義”，他們還夢想“資本主義自行消亡”“和平建立社會主義”，而索卻和社會主義不共戴天，“資本主義消亡”他提也不敢提，然而泰國的有些學者卻認為索是社會主義者，這是極大的誤解。索雖然標榜第三條道路，但他卻沒有創造出第三條道路。索在政治上的失意雖然有很多因素，但他的思想和主張不合時代的潮流，沒有實際價值，不能給勞動者帶來根本的好處，因而人民不予理睬，這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

世界文學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一位偉大的作家常常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人們通過他們的作品可以感覺到時代的脈搏，甚至可以展望到未來。他們的作品不但給人民以極大的藝術享受，更會給人民思想上以教益和啟迪。人民從這些偉大作家的成功也可以反照出索在創作上的矛盾和失誤。他晚年的悲哀和絕望已經給后來的作家敲響了警鐘。

長篇小說《中國自由軍》內容概要

我和魯平飛（文中所出現的人物姓名除周作人外，均為音譯）是很要好的朋友。魯的父親家財萬貫，但對兒子的管教卻很嚴，要他勤學、愛國。我是一個窮留學生，一貧如洗，借錢到異國求學，回到泰國之后還要還債。但我和魯平飛的友誼是深厚的。

談起日本侵略中國，魯抑制不住滿腔怒火，表示要投身到抗日斗爭中去。我回國了，但心里還牽掛著北京的朋友們。這期間我只收到過一封彭的來信。我的心始終懸著，不知他們是死了還是活著。1946年我收到了魯平飛從美國寄來的信，并且把他親筆用中文寫的抗日斗爭紀實寄給了我，下面就是他的記述：

北京淪陷之后，我參加了由學生組成的抗日先鋒隊，開赴上海，參加了上海保衛戰。政府認為我們這些學生將來是國家的棟梁，犧牲于炮火之下未免可惜，便把我們解散了。

我脫下軍裝參加了上海的難民救濟工作。

上海淪陷后，我們組織了少年地下組織。我們都是小孩子，多數是十六七歲，大的不超過二十一二歲。我們組織了“青年特別支隊”，不依附任何人獨立開展地下活動。

環境嚴酷，上海站不住腳，我們輾轉到了北京和天津。組織發展很快，后來成員超過了兩千人。我們自制炸藥、燃燒彈，一舉燒毀了敵人的棉花庫和軍服倉庫。在北京，我們用錢雇用了流氓刺殺了偽警察局長。在天津，我們自己干掉了警察局長這個漢奸。我們騎著自行車用棍子擊昏日本軍官，奪取槍支，武裝自己。在燒毀日本電影院之后，又炸毀了日本的中原公司。

我們的活動使日本人驚恐萬狀，同時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視。他們派人和我們聯系，經過談判，達成了協議。政府答應每月提供給我們經費1200元，條件是我們把活動向他們公開，但我們不希望把自己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

我們的活動以更大的規模開展起來。刺殺周作人（未遂），刺殺天津商會會長王子林，燒毀日本的唱片商店、天津的日本紡織廠、漢奸報紙《新民報》，槍殺天津偽銀行行長鄭荻恭，對各界震動很大。

由于天津的領導人老裴叛變，使三個領導人被捕，夏犧牲，車失蹤，丁被捕，后被營救出來，已無法在北京繼續工作，遂轉到重慶，他希望政府幫助他搞中國自由軍。樊被捕后逃出，在去天津的路上又險些重陷囹圄。因在監獄倍受折磨，身體很壞，轉到上海休養，她后來到了重慶和丁合作。

我們的組織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王在北京，打死了四個鬼子之后英勇犧牲。天津的組織，因一個人的疏忽，在放置炸彈時忘記了書包，內有名單，致使成員全部暴露，組織遭到了破壞。北京的首腦則只有我和張了。我是獨立的，但張是共產黨，合作當然可以，但理想不同。我們的人幾乎光了。1940年我到了上海，張去延安了。

在上海，我們舊友重逢，計劃去重慶，但未能成功。于是又從香港折回上海，繼續搞中國自由軍。1941年成員已逾百名。我們炸了日本電力和運輸車輛。

我的活動被家里發現。為了我的安全，家里對我的抗日活動進行了堅決阻攔，并給我安排好了去美國留學的道路。臨行前，戰友們為了送別我，以壯行色，炸了舞廳。我和林在斗爭中有了感情，我懷著惜別的心情離開了祖國。

記述到此結束。

長篇小說《拉亞》內容概要

拉甲、拉亞是乃潘·葉勇的兩個兒子。拉甲長拉亞兩歲。家住考特門村。由于父親乃潘被村里惡霸的打手殺害，兄弟倆只得自幼寄居在父親的好友簡伯伯家里。一次，在玩耍中，坤侖的女兒素妮不慎落水，被拉亞救了起來，可素妮當時處于昏迷之中，事后拉甲卻謊稱自己救了她。這一見義勇為的行動受到了洋人女教師埃拉的高度贊揚。為了報答救命之恩，惡霸坤侖出錢把拉甲送到曼谷讀書。

拉亞和拉甲的性情大不相同。拉亞耿直、堅強、吃苦耐勞，而拉甲卻貪財，善于投機取巧。到了曼谷，拉甲的學業沒有多大長進，城里的壞東西卻學會了很多。

1942年日軍占領了泰國。拉亞和他的朋友卡丁、甘非常痛恨日本人，于是便和隆蘭警察少尉、鑾包里班·巴查春、留美年輕的大學生格良格萊一起組成了“考特門救國會”，這是“自由泰”運動的一個分支，從事對日軍的騷擾、破壞活動。但是拉甲卻站在了坤侖一邊，和日本人做生意。他們從農民那里低價收購農產品，巧取豪奪，轉手賣給日本人，不但支援了日本的侵略戰爭，自己也大發了國難財。坤侖牢牢地壟斷著這樁買賣，很快暴富起來。

1945年日本投降，戰爭結束。拉亞轉而與貪贓枉法的政客、壓迫剝削人民的壟斷資本家進行斗爭。他殺死了與他有殺父之仇的坤侖和他的幾個打手，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和他的情人一起逃到了山里。

隆蘭警察少尉受勢力人物——政府的一個部長帕拖拉尼泰皮塔的人迫害被迫辭職。他對于法律不能保護人民的利益、不能維護正義深表遺憾，因此又和拉亞合作，建立“黑色特門運動”，專門鏟除壞人和賣國政客。他們所做的第一樁事就是在皇家田廣場的一棵樹上吊死了帕拖拉尼泰皮塔的親信警察中尉查拉·察檢，但格良格萊卻不贊成他們的這種做法，他主張用和平、民主和非暴力的手段進行斗爭。

一天，拉亞和他的伙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竹籃山后的小河里發現了金子，這使他們喜出望外，偷偷開采以后，便給格良格萊提供了足夠的資金，使他建立起一個“合作城”，他要用事實證明“合作主義經濟”是適合泰國國情的。

帕拖拉尼泰皮塔、昆德、拉甲和素妮勾結起來販賣鴉片、走私大米，與外國人合伙制造假幣、販賣武器。帕拖拉尼泰皮塔為了發更大的財，擴充自己的勢力，決定參加選舉。他們賄選，利用流氓鎮壓反對派，印刷假選票，并且勾結外國勢力，計劃推翻泰國政府，如果成功，他就會成為泰國第一任總統。

格良格萊所建的“合作城”并不太平，它常常受到帕拖拉尼泰皮塔一伙的騷擾，于是他便想用政治手段保護自己，決心從事政治活動，想通過競選議員，把自己的經濟合作模式變成國家的發展計劃。他把自己建立的黨命名為“人民合作黨”。在競選過程中他又結識了勒·里梯侖，成了他宣傳上的主力，而“黑色特門運動”則負責保衛工作，以防帕拖拉尼泰皮塔的搗亂破壞。

《拉亞》是一部有頭無尾的長篇小說。第五卷寫到拉亞和隆蘭一起出動，偵察“M18”，以便弄清它究竟是什么組織，但隆蘭卻被“M18”抓走，拉亞正和格良格萊商量設法營救隆蘭，以便繼續在巴真府競選。

長篇小說《藍色血》內容概要

布魯·本通和比連·本通父子受到陳老板的殘酷欺壓，一筆高利貸便奪走了布魯賴以活命的土地。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布魯偷了陳老板3萬銖錢，最后雖然主動送了回去，但卻遭陷害，陳老板說他放到那里的錢不是3萬而是5萬，警察與陳老板合謀，活活把布魯夫婦弄死。

比連失去了雙親，發誓報仇，但在潛入陳老板家里的時候卻意外地聽到陳老板的第六個小老婆和鴉片販子私奔時的談話，比連靜靜地觀察他們的動向，可后來他倆由于慌亂卻意外地掉到河里，雙雙淹死。比連不費吹灰之力，得到了留在汽車里的30萬銖。這筆巨大的財富使得樸實的比連坐臥不寧，想入非非。但是由于做事不密，一切都被乃每看在眼里。乃每偷走了這筆巨款乘汽車出逃，但碰巧汽車失火，30萬銖化為灰燼，這對比連好比五雷轟頂。他在一夜之間暴富，又在一夜之間重新成為窮光蛋。但是比連的心卻再也不安分，再也無法收回來了。雖然鄰居娘曼、塔娣母女一再勸他安心種田，以農為本，但他置若罔聞。比連終日做著發財夢，他大買彩票，居然中了頭獎，但是由于彩票局老板舞弊，眾人鬧事，將彩票局搗毀，老板被打死，頭獎分文未得。

比連成了一個流浪漢，來到曼谷，遇見了鴉片販子布婁。發財的強烈欲望使他和布婁一拍即合，做起了鴉片生意，布婁有一個小老婆名叫甘雅，比比連大幾歲，是個被蹂躪、被踐踏的女性。她干的是害人的職業，自己也從未嘗到過做人的尊嚴，比連身上所殘留的一點真誠和質樸喚起了她的愛情。甘雅和比連準備弄一大筆錢之后便離開布婁，洗手不干。

一次布婁做了一筆“大生意”，販運鴉片20噸，由于甘雅和布婁的對手做了一筆交易，鴉片大部分被警察沒收，比連從中私藏了20箱。鴉片販運的意外失手、比連和甘雅的行動引起了布婁的懷疑和警覺，在回曼谷的火車上布婁正想抓住比連偷鴉片的把柄，他伸手掂了掂比連的旅行包，此時警察恰好趕到，人贓俱獲，布婁被帶走了。

布婁的被捕，使比連和甘雅獲得了自由。他倆賣掉偷出的鴉片，得款30萬，在曼谷安頓下來，準備掙到百萬以后洗手不干。但是比連的鴉片生意沒有成功，卻得到了在政界人物干預下布婁被釋放的消息。比連、甘雅十分驚慌，雖然他們幾次易地而居，但布婁還是找上門來。在一場生死決斗中比連打死了布婁及其隨從，但甘雅也中了一彈，她懷著對比連的依戀和對往日生活的懺悔死去了。

比連成了被警察追捕的對象，但他絕處逢生，一位洋人基督教神父救了他，告訴他：金錢是毒藥，應該遠遠地離開這個東西。比連回到自己的故土三盤，愛著他的姑娘塔娣一直在等著他，為他分憂。

比連打死了與他有殺父之仇的警察，走進了金錢喪失魔力的森林。

長篇小說《紅色血》內容概要

比連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逃進了大森林。

在森林中比連遇到了兩伙人，一伙以瓦查莉為首，另一伙以鑾勒里·德來帕為首。瓦查莉是鑾春拉塞松堪之女，其父是個妄圖奪取政權的政客。本來他要與鑾勒里“共圖大業”，但卻遭同伙的暗算，死于森林。瓦查莉率領她的忠實下屬烏迪來到森林尋找父親。鑾勒里和他的兒子來到大森林卻是為了尋找鑾春拉塞松堪生前所藏匿的3億假鈔票。瓦查莉遇見鑾勒里一伙，知道父親確有3億銖假鈔藏于森林，頓起貪心，想盡辦法要把鑾勒里和他的兒子帕德除掉，而鑾勒里和他的兒子帕德也正是這么干的，所以在尋找這3億銖假鈔的過程中便演出一幕幕各耍陰謀詭計，互相爭斗和殘殺的丑劇。

比連來到大森林的本來目的是避開金錢，改變自己的生活，但金錢卻像毒蛇一樣纏繞著他。瓦查莉通過比連的朋友烏迪前來說合，如果比連加入她的一伙，日后奪得政權將給他自由。但是后來比連卻意外地被警察巴朗逮住。巴朗得知山里有錢，自己也放棄了警察生涯而做起了發財夢。

3億銖假鈔巨款首先被鑾勒里一伙發現，接著瓦查莉一伙也發現了其埋藏地。瓦查莉為了阻止別人“盜寶”，把藏錢的洞口炸塌，卻引出了大水灌滿山洞，眼看巨款付諸東流，于是勢不兩立的兩伙又重新合作，把鈔票搶救出來，放在只有一條路可通的懸崖峭壁之上。

日子一天天過去，食物和水一天天減少，于是發生了一場殘殺和爭奪，最后只剩下了瓦查莉和比連。瓦查莉想自己獨占，尋找機會除掉比連，瓦查莉正舉槍向比連瞄準的時候，過去的警察巴朗駕直升機趕到，他用機槍掃射，打死了瓦查莉，救了比連。比連告訴他3億銖假幣藏匿的地方，巴朗為獨占這筆錢，又把比連殺死。

瑪納·詹榮的短篇小說成就

瑪納·詹榮（1907～1965）一生寫了《歡快的魅力》《善塔明》《仇恨的奴隸》《暴風雨》《虎鯊》《鐵魚叉》《環流的海》《兇徒》等20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近300篇。其中的精華之作都收在蓬拉潘甘平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8卷本的短篇小說集中。1930年的處女作《患難與共》和最后的絕筆《老師》也都是短篇小說。他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但遠遠地超過了本人的長篇創作，在泰國現代文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尊為“短篇小說之王”。

瑪納·詹榮在短篇小說民族化上做出了最杰出的貢獻。他不模仿別人，也從不“借用”西方文學作品的情節，而模仿和“借用”在泰國現代文壇上并不是十分罕見的事情。

瑪納·詹榮的作品有著濃重的鄉土特色和鮮明的民族風格，這和作家的審美意識、創作才能有關，但更重要的一點是他熟悉泰國社會，熟悉生活，積累豐厚，體察入微，這又和他的豐富經歷不無關系。

瑪納·詹榮出生在佛丕府的一個律師之家，中學畢業后曾從事過多種職業，他的羅曼蒂克愛情史不加修飾就是一部相當有趣的長篇小說。他當過法庭的書記員、樂隊的領班、教師以及打字員，種過棉花和椰子，辦過合作社，當過報社的記者、編輯，最后的十年才從事專業創作。他喜音樂、愛旅游、善交友、貪杯中物，為人誠懇豁達，這種性格特點又使他更能了解和接觸下層人民。

瑪納·詹榮小說的背景常常是鄉間的高腳屋、集鎮的小酒店、破爛碼頭的咖啡館以及城里的貧民窟。他的筆下當然不乏高官顯貴、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但寫得最多的還是農民、伐木工人、鄉間的女人、青年以及流氓無產者。這是不同于曼谷上流社會的另一個世界。他們渴望自由和幸福，但是貪官污吏，地方上的區長、村長等惡勢力卻是他們頭上的一座山；他們質樸，但也有不少惡習和劣跡；他們富于反抗精神，但是砍砍殺殺卻多是為報私仇；他們簡單、淳樸，卻又常耍些小詭計；這里被“文明”遺忘，但又常受城里“文明”的襲擾。

瑪納·詹榮的作品既無說教也不點題，他好像信手拈來一個故事，一邊呷著咖啡，一邊講給你聽，結論由你做出，而形式卻又是活潑多樣的。

《縣長助理》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年輕的縣長助理一表人才，為官清廉，沒有積蓄，結婚時犯了難。要想得錢，只好下水，開始接受賄賂，但在藏匿欣婆婆掉落的項鏈時犯了事。事情是這樣的：欣婆婆來交稅，不慎抖落了紙包里面的價值4萬銖的項鏈。趁這個女人不注意，他用腳踩住了項鏈，待女人走后，他拾起來，然后裝著肚疼回家藏好，可這一切都被一個文書看在眼里。原來這根項鏈是府尹夫人借來的，因為鎖扣不好用，才叫欣婆婆的丈夫修理，項鏈的真正主人是部長夫人。府尹聞之大怒，要嚴厲處罰縣助，夫人連忙制止。提醒他縣助還管著17個區的選舉拉票任務……小說的主題顯然是暴露官場的黑暗和腐敗的，但是作家卻不動聲色，用了喜劇的漫畫式的夸張手法，用一條金項鏈的案子道出了縣長助理、府尹和部長大人之間盤根錯節、互相依存的關系。

《死擒》是一個追捕逃犯的故事——活捉當然最好，捉個死的也未嘗不可！小說在高潮到來之前做了鋪墊。開始寫的是一群從事伐木苦役的囚犯生活，他們為思念妻子和瘧疾所苦，引出了一個38歲的名叫乃蓬的囚犯，敘述了“我”和他的友誼以及他對一個山民姑娘的愛戀。當一個管理犯人的小頭目、24歲的巴碩也看上了這個頗有姿色的姑娘時，沖突就不可避免了。盛怒之下的乃蓬打了巴碩，乃蓬便不能不逃走，從而引出一段撲朔迷離的追捕。一天夜里“我”擊傷一頭野獸，從而引出了故事的結局——“我”想得到一張獸皮，然而令人萬分驚詫的是發現了因為瘧疾和饑餓倒斃了好幾天的乃蓬的尸體。讀完了這篇小說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真正的兇犯是仗勢欺人的小頭目巴碩，因為是他奪去了乃蓬的心上人。

《洋人的保姆》使一個侍候洋人的女傭哄騙洋人、欺侮同伴、占盡小便宜的詭計多端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而寫洋人的顢頇也令人拍案叫絕。《過路錢》寫一個費盡了千辛萬苦找到一份差事的雜役，面對處長交來讓他送給別人的1000銖錢，手足無措，手上像攥了一團火。全篇緊緊圍繞這1000銖展開矛盾和沖突，把一個不名一文的窮人的心態和性格寫得有血有肉，令人同情。《我們的家》寫了三個人物，面對強占家門的壞蛋、丈夫雖滿腔怒火，卻戰戰兢兢，百依百順。倒是妻子戰勝了壞蛋，她的話擲地有聲：“這是我的家，如果我保護不了這個家，還不如死了好！”作者把氣焰萬丈的壞蛋、貪生怕死的丈夫和豪氣逼人的妻子刻畫得十分動人。《愛的原野》寫了一個腿有點跛卻有幾分姿色的孤苦少女，成了村里青年泄欲的對象。她的肚子里懷了村長兒子的孩子，但村長一家卻不認這個孩子，最后不得不投河自盡。作者把少女愛護腹中的胎兒的母親情懷和她的自輕自賤、甘愿受人作踐的扭曲性格刻畫得令人一贊三嘆。瑪納·詹榮還有許多短篇小說是寫村民賭博的，他們像是著了魔、發了瘋，有的傾家蕩產、夫妻離散；有的殺人越貨、走入牢房……

20世紀60年代正是泰國經濟起飛的時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以及西方文化入侵，農民大量破產。瑪納·詹榮這一時期寫的以農村為題材的作品中大量出現了游手好閑的青年、牛仔褲、唇膏、墨鏡、流行音樂和扭擺舞，以及他們對享樂、金錢不擇手段的追求。地主的紈绔子弟在城市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浪蕩荷花》），農村姑娘被騙到曼谷拍裸體照、賣淫，糊涂的老子居然引用諺語說“好女落水沖不走，跳進火坑燒不焦”（《田間女流》《女朋友》）社會處處是陷阱，騙子把老頭誆到曼谷卻說出國游了一趟馬尼拉（《森打康》），人們用各種騙術撈錢，甚至不惜欺騙自己的父親（《佛像恩人》《相會在紐約》）。透過瑪納·詹榮的小說人們可以看到，泰國的經濟起飛和社會道德的跌落是同時出現的，暮年的瑪納·詹榮甚至比有些青年作家更敏銳，人們不能不佩服他對社會的深刻洞察力。

瑪納·詹榮的小說之所以有鄉土氣息和民族風味，語言的魅力是個極重要的因素。他博采民間口語，加以提煉，既喜聞樂見，又生動活潑，具有鮮明的形象性。比如他對阿扁的丑是這樣描繪的：“鼻子扁得幾乎和臉一樣平，一副招風耳好像插在船上的兩只槳，一邊的眼珠子冒出來，一邊的眼睛卻瞇成了一條縫，眼眉幾乎是一根毛也沒有。”（《阿扁》）寫一個農民的大驚失色用了這樣的語言：“他的臉一下子變得煞白，好像在開水里燉過的雞。”描寫酒徒受著戒酒的折磨，一見酒精神便立刻為之一變：“每人兩三口酒下肚，哪還怕什么神仙、魔鬼！渾身癱軟被一掃而光，就好像一覺睡足，早晨被人叫醒，渾身是那么健壯而充滿了活力。戒酒的謊言成了一句廢話。聲音不再嘶啞，變成了高聲大嗓，耷拉的眼皮抬了起來，口渴的感覺也不見了。他開始覺得餓了，肝功能也變得活躍起來。”（《崔回》）對話也極符合人物的身份，寫農民的對話沒有知識分子腔：“飯店那玩意兒咱也不會住。頭等飯店冒出來，快得像蘑菇。那些聽差打扮得就像大官。”（《達廷》）“黑的時候就黑得像塊黑布，亮的時候就亮得好像天上點了千盞萬盞汽燈。”

筆者很難把瑪納·詹榮歸在哪一類的作家群里。他的作品兼有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通俗小說之長，雅俗共賞，但貼上哪家的標簽對他都不合適。他的小說沒有濃墨重彩，沒有扣人心弦的情節，但平淡無奇的生活在他的筆下卻能顯示出意義和韻味；他從不直統統地去寫壓迫和剝削，但透過幽默詼諧的筆調卻能看到血淚的人生；他的小說沒有程式，也不遵從一定之規，仿佛是信馬由韁，娓娓道來，但寫出了驚人的真實。而這些藝術效果的出現又源自一點，那就是瑪納·詹榮始終把刻畫人物放在短篇小說的中心地位。這些人物的經歷、遭遇、命運、心理和性格既有其地域的特點，又有泰國的普遍性，從而也讓人們看到了復雜的泰國現實生活和時代特點。

青年作家的崛起及其作品的特征

自1957年、1958年沙立兩次政變，到1973年他儂、巴博政權被推翻，在長達17年的時間里統治泰國的是軍事獨裁政權。沙立所組織的政變軍事獨裁機構“革命團”的第17號公告完全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沙立上臺后就裝模作樣地起草新憲法，直到1963年他死的時候也沒公布，“起草”整整用去了11年的時間，這就是說此期間泰國是無基本法可依的。

沙立的死還使泰國的政壇爆出兩樁罕見的大丑聞。第一樁是沙立生前搞來了一百多個野老婆，她們大多是美女競賽的美女、中下級軍官的女兒、演藝界的明星等，一位專職秘書負責她們的“福利”和定期發放“銀餉”。有的記者說沙立的“夫人”總共108個，大概是借用了《水滸傳》一百單八將的“吉祥數字”，確切的誰也搞不清。第二樁是沙立利用職權鯨吞國家公款，大肆收賄、貪污。沙立一咽氣，眾“夫人”便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奪遺產的“戰爭”，一時間沸沸揚揚，報紙上整天登的是這些消息，眾夫人情急之中說話也不能不漏嘴，貪污的事也便“泄露”出來，輿論一時嘩然，當政者不得不“調查”一下，公布的貪污數字是5億多銖。沙立的繼承人是他的下屬和同伙的他儂、巴博，揭露沙立也等于他們揭露自己，所以究竟貪污多少只有天曉得。不過通過這件事老百姓也看清了統治他們的當權者是何等樣人。

政治上的高壓，換來了國內暫時相對的穩定。在經濟生活上，由于美國在泰國建立軍事基地和越南戰爭的刺激，以及對外資的吸收，使泰國的經濟慢慢起飛，公路網形成，電訊業的發展縮短了國內國外的距離，工廠、銀行、高樓大廈平地而起。城里出現了暴發戶，貧富更加懸殊；限制擁有土地限額的法律被取消，富翁紛紛購置土地作為產業，無地農民增加，封建生產關系進一步解體，大量破產的農民流入城市，充當苦力和妓女。曼谷的人口就從戰后的180萬增加到400萬。城市經濟的發展雖然帶來了繁榮，但也產生了種種問題。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表面上的平靜實際預示著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青年的苦悶、覺醒、不滿和反叛是20世紀60年代泰國最引人注目的社會動向，這一思想潮流的發展直接導致了把他儂、巴博政權趕下臺的1973年10月14日運動的發生。青年學生的這一動向表現在文學上，是校園文學團體創作內容上的變化和一大批反叛青年作家的崛起。

1962年《社會學評論》問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昂堪·甘拉亞納蓬的處女詩作。他的詩針砭時弊、諷刺辛辣，又不拘泥于格律，社會反響很大，但褒貶不一。這家雜志思想激進，開展了認真的政治、社會評論，是一面旗幟，對當時的學生運動和文藝創作起了指導作用。他們還搜集青年作家不滿現狀的作品，印行了《保利塔塞瓦納》叢刊，又出版了該刊的學生版，培養了高莫·琪通、朗善·他納蓬潘、派吞·信拉臘、維猜·措維瓦、貼西林·素卡索帕等一批青年評論家。

《文藝》叢刊是幾所大專院校的學生創辦起來的，起初不過是詩人、才子顯示才能、開展詩歌競賽、舉行文學聯誼活動的園地，但1963年后卻出現了幾位短篇小說作家，創作數量雖不多，但是卻反映了時代的某些特征，這些作家是素帕·尼拉派拉、都拉雅貼·素婉娜金達、班·春尼蓋、帕迪·森瑪困拉沙、維尼猜·考頌南等人。

《七院校》創辦于1963年，它對當權者的批評相當尖銳，首次發出了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聲音，造就了一批像甘帕魯·蓬沙、帕亞維秦、巴潘·奔沙維、訕冷·康帕烏等短篇小說作家。1967年法政大學出版了《灰塵》《太陽》雜志，這是“新月”團體形成的起點。他們認為歐·亨利、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寫法已經過時，在創作上以戰后西歐的現代派為榜樣，用存在主義、意識流和半超現實主義的手法表現其與社會的離心傾向，其代表性的作品如尼空·來亞瓦的《樹上的人》、素拉猜·詹提瑪吞的《干旱與貧窮》、維特亞功·強恭的《通向死亡之路》、素查·沙瓦西的《玩具火車》、維沙·坎塔的《兇殘的日子》等。在同一時期，藝術大學的素吉·翁貼、坎猜·本班等人出版了《棟梁》雜志，培養了一批詩人和小說家，使素婉妮·素坤塔、納隆·占良、瑪納·占良、瑪納·沙亞拉、瑙瓦拉·蓬拍本等人獲得了聲譽。

這一時期學生創辦的雜志相當多，重要的還有《金鏈》《百姓》《經典》《白禍》《綠禍》《隆方》等，文學團體有“新浪潮”“少年佳麗”“納頓姆會”“咖啡會”“塞塔坦姆”“瓦拉查塔會”“文學藝術會”等。

20世紀60年代崛起的一批青年作家對文學的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打破了文壇的萎靡之風，使文學創作特別是短篇小說和詩歌的創作重新貼近現實。他們大多采用現實主義手法，也有人運用現代派手法，力圖使自己的創作和50年代的進步文學相銜接，作品的內容比較堅實，有一種批判的鋒芒。二是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其他作家沒有反映或不屑于反映的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如反映農村貧困、破產和搶劫橫行的，有西沙·納帕拉的《搶劫》和阿薩西里·探馬錯的《禍不單行》；反映政府對農民盤剝的有素吉·翁貼的《光老頭并未放光》；反映農村少女流入城市充當妓女的有川·拉達納瓦拉哈的《按摩女郎》；反映城里人們的精神狀態的有馬納·沙亞拉的《灰色世界》；反映行賄和環境污染問題的有羌申·拉西占的《臭水味香》；反映城市水上人家赤貧生活的有尼米·普密塔溫的《湄南河的波濤》；反映貪官污吏對人的殘害的有查查林·差亞瓦的《小城軼事》；反映農民新的價值觀和反對干涉老撾的有訕冷·康帕烏的《冬卡蘇系列小說》；反映青年對越南戰爭觀點的有《花兒消失到哪里》等都可以說是有代表性的杰作。

20世紀60年代崛起的這一代青年作家，其立足點、文學主張和創作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在主要傾向上卻是大體一致的。他們都對專制統治的禁錮政策、教育制度不滿，強調年齡隔閡即“代溝”，對社會有一種離心傾向，后來又發展為反對政府插手越南戰爭及干涉老撾，反對美國在泰國建立軍事基地，反對日本的經濟侵略，主張承認中國，最后發展成為全面反對軍事獨裁統治。這些青年作家的創作雖然在藝術上還不很成熟，還無法與暢銷小說作家一爭短長，但對文壇風氣的轉變還是起了重大作用，他們之中的不少人在后來的歲月里成了文壇上的名人，對泰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更大的貢獻。

通俗小說向現實主義的靠攏

通俗小說向現實主義靠攏，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后期，這是繼青年作家的崛起影響泰國文學發展，特別是長篇小說發展的又一重要潮流。

1957年“文藝為人生，文藝為人民”的文學被打下去以后，統治文壇的是消遣文學。這種文學的作家又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是為暢銷刊物撰稿的走紅作家，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又是女作家，作品以愛情小說為主，反映的多是上層社會、中產階級家庭日常生活。另一派是《沙炎叻》系統的作家沙炎叻系統主要指的是《沙炎叻報》《沙炎叻評論周刊》和沙炎叻出版社，是克立·巴莫等人出資的刊物系統。——作者注，這是泰國商務有限公司解體之后形成的作家陣營。他們接近上層，又處于在野的地位。這兩類作家如果從作品的形成上看，區別在于，前一類作家強調作品的通俗性與趣味性，因為他們的連載小說要有眾多的讀者才能生存下去；后一類作家的生活還有其他來源，沒有多少后顧之憂，注重藝術上的精雕細刻，在語言的運用和表現風格上喜歡標新立異。但如果從內容上看，兩者則沒有多大區別，60年代中期以前沒有出現有重大意義的作品。

通俗小說向現實主義的靠攏，發生在60年代中期以后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會生活本身的變化，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在前面兩節都有敘述。通俗小說作家一向以城市生活為背景，城里貧富鴻溝的加大，社會風氣江河日下，失業、犯罪、黑社會的猖狂活動以及妓女，成了光彩奪目的繁榮之下所掩蓋的社會癌癥，通俗小說作家也不能閉目塞聽。軍事獨裁的高壓統治以及他們貪污腐化的暴露摧毀了中產階級對他們僅存的幻想，作家的筆很難避開這一社會現實。

二是青年作家的崛起，他們的作品和評論對通俗小說形成的“壓力”和影響。青年作家的取材都是社會最為關注的問題，這和通俗小說作家無關痛癢或消費人生的小說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青年評論家對通俗作品發動了猛烈的攻擊，說它們制造幻想，麻醉人民，使文學作品回到了1932年以后夢幻文學的時代，作品的主人公不過是把貴族的爵位變成了歸國的留洋博士的頭銜，把這類文學作品冠以“腐水”文學的“雅號”，意思是說其內容不過是腐敗發臭的陳詞濫調。對于這種批評雖然有些作家置若罔聞，但對良知未泯的作家卻仍然是一種極大的震動。

三是文學評獎活動對創作的促進。自1968年始，原東南亞條約組織設立了文學獎，評選工作由各國自行決定，冠以國際獎的名義統一頒獎，這是當時泰國文學的最高獎賞。它的名義雖是官方的，但是具體的評選工作卻是由民間，即文學研究學者、評論家、大學教授等組成的委員會完成的。他們以作品的內容是否富有建設性和藝術品位的高低作為取舍標準，是比較客觀公正的，這一取舍標準對文學的發展是有影響力的。歷年獲獎的作品有格莎娜·阿速信的《人類之船》（1968年）和《日落》（1972年），牡丹的《泰國的來信》（1969年），素婉妮·素坤塔的《甘醫生》（1970年）。上面這些作品都是反映社會問題的，在藝術上也達到了較高的成就。被提名和候選的也大部分是這類較好的作品。1972年泰國圖書館協會在國際圖書年也舉辦了文學評獎活動，獲獎的長篇小說是西法的《生活的十字路口》（1972年）和《棄兒》（1973年）以及素婉妮·素坤塔的《愛的翅膀》（1972年）。評選活動使通俗小說的內容和手法都悄悄地發生了變化。作品有了社會意義，人物也較為真實，有些作家還突破了善惡有報的宗教觀念，貼近了現實。

通俗小說的這種變化我們可以從走紅的女作家的幾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看得很清楚。

格莎娜·阿速信的《落日》以一個利欲熏心、野心勃勃的董事長的秘書拼命向上爬，最后弄得道德淪喪、精神崩潰的故事為主線，展示了經濟起飛時期泰國社會，特別是一部分中產階級人物的生活和心理，同時鞭撻了上層社會權勢人物的貪婪、腐朽、狡詐、荒淫和無恥，揭示了那種病態社會里所產生的一群病態人們的內心世界，是一部較有社會意義的優秀之作。

小說的主角索拉萬是一個出身卑微，然而卻夢寐以求擠入上層社會的典型人物。他自幼貧困，卻害怕貧困，他讀完了大學，也就有了向上爬的基礎。他天賦聰敏，儀表堂堂，辦事干練、彬彬有禮、善于奉迎，深得主人的青睞，成了他向上爬的條件。雖然身為秘書，卻是主人工作上的“全權代表”，又是他私人的管家。他不管人們的非議，我行我素，像藤蘿一樣攀附權勢。正在他前程似錦之時，不巧上司暴病身亡，使他不得不另作打算。他雖然早有所愛，卻接受了上司遺孀薇圖的愛情，和這個年長他許多的女人秘密同居。薇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提高索拉萬的社會地位，使之與自己相稱，然后再正式結婚。但索拉萬為了謀取更高的位置和地產，卻以30萬銖的高價把她奉獻給了權勢人物“乃”，隨后又設下圈套拋掉她，而去追求心目中的人。當一切真相大白，索拉萬的面目被揭穿之時，他竟以“沒有法律根據”“從來沒有答應正式結婚”為借口，拒絕承認他們事實上的夫妻關系。索拉萬的意中人徹底了解了他的為人，理所當然地拋棄了他。這位身敗名裂的“明星”第一次感到了自身的空虛。他在黑夜里踽踽前行，覺得心中的太陽已經隕落，活著正像死去了一樣。他的掙扎、追求是一場幻滅，然而他還希望有朝一日太陽能夠重新升起。

小說中所塑造的顯要人物“乃”（在泰語中此字本身就有“主子”之義），讓人想起了某些“當朝”人物。他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他從來不要沒有主的東西。他的樂趣在于搶奪別人的妻子。他樂于看到妻子被別人占有時丈夫所表現出來的痛苦神情，他為戰勝了所有男人而感到自豪和幸福。他揮金如土，嘍啰眾多。索拉萬需要他的保護，他也看中了索拉萬的“才氣”，而他極力促成索拉萬和薇圖的婚姻，目的卻在于強占薇圖。他似乎可以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就是法律，金錢是他可以為所欲為的法寶。小說極鮮明地勾畫了這個擁有權力和金錢的暴發戶的骯臟靈魂和丑惡嘴臉。

除了主要人物外，小說還塑造了一群病態人物的形象：查納出賣妻子而獲得商業上的特權；莎維加一面自己當姘婦，一面設計圈套，拉人下水；老年女人“坤”（在泰語中此字是加在人名前的尊稱）為了自己的私欲，蓄養自己兒子的一個朋友作秘密小丈夫。他們精神空虛，揮霍無度，追求著權力和金錢，互相爭奪、傾軋。他們雖生猶死，在社會上散發著臭氣；他們損害別人，但自己也逃不脫被污辱被損害的命運。他們內心里也憎惡像“乃”這樣的權勢人物，但為了自己的利益又不能不依附著他。他們性格的兩面性正好說明了他們政治、經濟地位的不穩，從而反映了泰國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

與這些人物相對照，作者還塑造了坦娣和她父親的高潔形象。他們出淤泥而不染，有理想，有道德，不畏強權，甚至敢冒“乃”的虎威，這也許就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格莎娜·阿速信是泰國文壇享有盛譽的女作家，原名素甘雅·春拉舍，1931年11月27日生于一個律師的家庭。在下皇后中學畢業后，入法政大學學習商業與會計，但沒有畢業，后在農業部漁業廳圖書館任館員，因寫作繁忙于1969年辭去公職成了專業作家。1946年發表第一篇作品。她至少用過四個筆名，前期多用“甘查拉”，1958年第一次使用格莎娜·阿速信這個后來用得最多的筆名。作為專業作家，格莎娜也許是泰國最勤奮最多產的作家，現在她已寫了長篇小說200多部，短篇小說100多篇，詩歌十余部（首），有時她竟同時寫6部長篇在雜志上連載。獲獎也許是最多的，除上文提到的外，1974年長篇小說《主根》獲得了泰國書籍出版與銷售協會的鼓勵獎。長篇小說《雨季的夢想》《換葉樹》《轉向的風》《無足輕重的家》《冷火》分別獲得了全國書籍周的鼓勵獎。她的作品至少有6部被搬上了銀幕。

格莎娜·阿速信擅長描寫婚姻、愛情和家庭生活，對中產階級的人物和精神面貌十分熟悉。20世紀50年代她的作品雖然也不少，但大多是些大悲大喜、大開大合、大起大落、熱熱鬧鬧的通俗小說，影響不大。60年代中后期卻向現實主義靠攏，自那以后泰國許多社會的重大問題在她的小說里都有反映，讀她的小說已感到有些“沉重”了。

素婉妮·素坤塔（1931～1983）的《甘醫生》寫的是一個農村醫生的不幸遭遇。

甘醫生的少年時代是在泰國最貧窮的東北部度過的，那里缺醫少藥。在曼谷讀完了醫科大學的甘面前有現成的兩條路，一條是到國外去當醫生，能賺大錢；一條是留在城里，工余時間可以自開診所，收入不菲。但他卻毅然地拋棄了安逸的生活，心甘情愿地回鄉做一個窮苦的農村醫生。甘在大學畢業前夕，認識了哈勒泰，一見鐘情。她是個小店主的女兒，容貌出眾，一個紈绔子弟多蒙正在追求她，但她卻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甘。多蒙對自己在情場上的失敗并不甘心，他預言沒有金錢支持的愛情是不會長久的。

甘和他的妻子雙雙來到窮鄉僻壤的東北部的一個縣城。哈勒泰并不真正了解甘，因而也不能成為他的事業的積極贊助者，她只是憑著對丈夫忠厚品格的信任，一種朦朧的理想的沖動和他結了婚。但農村的現實粉碎了她美麗的幻想。這兒荒涼、窮苦、生疏、寂寞，一切都要自己動手，這對于過慣城里生活的人真是困難重重。她開始還感到新鮮，漸漸便感到乏味而難于忍受，而母親也因女婿不能賺大錢，態度隨之改變，這無疑也影響了她。于是，她以探望母親為名，離開了農村，離開了丈夫，獨自回到曼谷。

甘醫生工作的縣里是個暗無天日的王國。縣長為非作歹，豢養流氓，貪污受賄，大開賭場。他薪金不多，子女卻全部到美國留學。公安局長醉醺醺，打死人如同兒戲。警察強奸民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老百姓過的是另一種生活。這兒不是旱就是澇，每次洪水更是一場浩劫，加之毒蛇麇集，百姓常常死于非命。

甘醫生的工作十分辛苦。這兒只有他一個醫生，而病人卻極多。在衛生事業上他得不到任何支持。雖然他抱著為窮人治病的宗旨而不管“閑事”，但惡勢力并沒有放過他。他行動無自由，事事受監視。因為他不肯同流合污，沒有把公家的藥棉給縣長的家人做汽車的坐墊，就得罪了上司。甘救不了縣長心腹惡棍的一條狗命，便成了他們的眼中釘。縣長被調動，他便疑心是甘醫生告了他的狀，無端地遷怒于甘，下決心要把他除掉。

哈勒泰回到曼谷，好像回到了另一世界。看到昔日的同學生活闊綽，工作如意，有些悔不當初。一天，她和多蒙出游，他酒后驅車，發生車禍，哈勒泰受重傷，記憶力長時間不能恢復。甘醫生聞訊趕來曼谷，多蒙卻喧賓奪主，全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為了徹底排除奪取哈勒泰的障礙，買通了衛生部的高官，委派甘醫生出國“考察”，甘醫生不知底細，難以放棄自己的理想和鄉下的工作。終于恢復了記憶力的哈勒泰也贊成丈夫出國深造。他躊躇不決，想先回鄉下幾天，回來再做決定。

在一個陰森的暗夜里，縣長指使的人早已埋伏在甘醫生必經的渡口上。槍聲響處，甘醫生倒在血泊里。

過去的通俗小說包括素婉妮自己的作品基本上是避開現實玩著好人與壞人、愛情與財產的游戲，結局當然應該皆大歡喜。但甘醫生的故事卻不會讓人做起玫瑰色的夢了，它讓讀者看到了某些地方政權的腐敗和黑暗、農民命運的悲慘、曼谷與鄉下兩個世界的天壤之別。誰讀了這樣真實的作品都會深思的。現實主義的內容，又融匯了通俗文學的一些手法就使它成了20世紀70年代初轟動泰國文壇的作品，成了迎接1973年10月14日運動的一部作品。

本書的作者素婉妮·素坤塔是位著名女作家，1931年生于彭士洛府，在藝術大學美術系畢業后在該校執教多年，同時給報刊插圖作畫。1965年開始文學創作，從此作品不斷，很受讀者歡迎，《甘醫生》給她帶來了巨大聲譽。1983年由于座車被搶她起而反抗被小流氓殺害。她寫了長篇小說13部，短篇小說40余篇。擔任著《麗人》雜志的主編。

西法（1930～）也是一位對通俗小說現實化做出貢獻的著名女作家。她出身于皇族，是曼谷王朝三世王的第五代孫女。朱拉隆功大學商業會計系畢業后從教多年，同時進行文學創作，1973年辭去公職成為專業作家。她的長篇小說《棄兒》反映的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問題：侵越美軍把泰國當作他們休假和作樂的天堂，他們和泰國的“租妻”生了一大堆混血的黑孩子、白孩子，越南戰爭結束以后，這些當父親的美國大兵揚長而去，留下的這批膚色、長相與泰國人大不相同的孩子成了無人理睬、自甘墮落的“棄兒”。《生活的十字路口》對青年生活道路的選擇富于教益：男主人公切拉是個見風使舵、背信棄義的勢利小人，他為了飛黃騰達，拋棄了苦苦等他三年的美麗姑娘賽蒂轉而與一位部長的女兒結了婚。憤怒的賽蒂在經歷坎坷之后成了政界、軍界一位顯赫人物的夫人之后終于在精神上戰勝了切拉。然而這對昔日情人的好景都不長，岳父的失勢使切拉跌落到地上；飛機的失事使賽蒂變成了寡婦，依附于大人物的權勢的結果是使她重新走回到“生活的十字路口”，她仍然面臨著選擇。

從上述作品的內容，我們不難看出，通俗小說汲取了嚴肅文學的營養，加強了自身，獲得了有意義的發展。可惜的是嚴肅文學吸收通俗文學的營養卻不多，因其可讀性較差，也就無法與通俗文學爭奪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