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詩歌
非洲詩歌
一、非洲本地語口頭詩歌
非洲的本地語詩歌多數用于口頭傳唱，鮮有文本。這些口頭詩歌都是非洲傳統社會的產物。它可以分為兩大類：禮儀類口頭詩歌與非禮儀類口頭詩歌。其中禮儀類口頭詩歌是主要的類型。這類詩歌，在其產生的歷史過程和今天的現實應用中，都同正式的典禮儀式與風俗活動聯系在一起。其主要類別包括頌詩與抒情詩。而非禮儀類口頭詩歌則用于非正式場合誦唱。它的主要類型包括抒情詩和敘事詩。
頌詩是非洲發展最成熟、最完美的詩歌類型之一。頌詩的代表性作品是班圖族南部地區的宮廷詩歌。南非的學者曾對它做過大量的研究，他們認為這類頌詩是介于史詩與頌歌之間的一種類型。它結合了敘事與贊頌這兩種特征。頌詩類的作品也出現在班圖族居住的其他地區，尤其是中非的東部地區。頌詩贊美的事物內容廣泛，包括動物、占卜、飛禽、飲酒、氏族等。但是最高形式的頌詩所崇拜贊揚的則是人，其對象可以是生者也可以是死者。例如，當某人升遷或者某一團體的社會地位提高時，就要舉行慶典，吟唱頌詩。又如索托族和加拉族為其男孩舉行成人儀式時，也要吟唱頌詩。
加納南部講阿坎語的部族人在舉行葬禮時唱的哀歌，以及豪薩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所唱的歌頌先知穆罕默德的贊歌，也都屬于頌詩的范疇。此外，頌詩還包括各種慶賀戰功的詩歌，例如，班圖族南部地區的頌詩中，有些就是以戰爭和武功為主題的。安科勒人贊揚戰爭英雄的“英雄頌”和盧旺達的戰斗詩歌等也都屬于頌詩類。狩獵詩歌常帶有頌歌的特征，贊美獵人不畏危險、殺死野獸的功績，這種詩歌有時也帶有抒情的特色。
抒情詩是非洲口頭詩歌中最常見的類型。它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一般都很短，用于個人或集體吟唱。屬于禮儀類的抒情詩則用于各種正式場合的誦唱，如慶賀小孩出生、給孩子命名、孩子成年、定婚、結婚、獲得新頭銜或新地位、葬禮等。在一些城市化了的非洲社會，如在南非祖魯族和索托族人聚居的城鎮，抒情詩亦用于非正式場合的誦唱，如在祝酒時或跳舞時歌唱。因此，這種抒情詩又屬于非禮儀類的抒情詩。非禮儀類抒情詩的另一種傳播媒介是廣播電臺。電臺經常會插播一段抒情詩歌，由說書人領唱，聽眾跟著合唱，作為說書中的一種結構性間歇。抒情詩的主題包括非洲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很多抒情詩描寫鳥類，但是最主要的還是描寫人的生活與行為。情詩的創作在一些民族，如南非的祖魯族和肯尼亞的盧奧族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內容到形式都十分豐富多彩。具有強烈節奏感的勞作歌幾乎在所有的非洲國家都很流行。
長篇口頭敘事詩歌，在非洲并不多見。南非的一些長篇贊頌詩中，包含一些敘事部分，但這些作品不屬于典型的長篇敘事詩。剛果的赤道地區有長篇史詩，但是這些史詩仍是散文體與詩體的形式混合之作。在加蓬、西屬幾內亞及喀麥隆南部有一種在非洲豎琴伴奏下演唱的敘事詩，即“姆韋特琴詩”。但就現存的資料看，要把敘事詩確立為非洲本地語口頭詩歌中的一個類型，證據仍嫌不足。
二、非洲本地語書面詩歌
非洲本地語書面詩歌，除了南非及埃塞俄比亞有采用羅馬字母記錄的口頭詩歌文本外，只有阿拉伯人用其民族語言直接寫作的詩歌。非洲講阿拉伯語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北部。他們在人數上超過了任何一個講其他語言的民族。除此之外，在講富拉語、豪薩語、斯瓦希里語等的民族中也有書面語伊斯蘭詩歌。西非用本地語寫的伊斯蘭詩歌來源于北非的阿拉伯語詩歌。東非用斯瓦希里語寫的伊斯蘭詩歌則來源于哈德拉馬烏特和波斯灣的民間詩歌。
北非阿拉伯語詩歌中所用的“卡西達”頌歌體，比古典“卡西達”體的形式更加豐富。它用詩節的結構形式來代替原來的雙行式，用多韻式代替原來的單韻式。詩歌的內容也多種多樣，有狩獵詩、格言詩、教誨詩、飲酒詩和懷舊詩等。懷舊詩原來僅用于表達人們眷戀故鄉之情，這種詩歌在阿爾及利亞與突尼斯又進一步發展成愛國詩。比贊頌詩更精巧的是諷刺詩。總而言之，對于北非的本地語詩歌，無論是口頭詩歌還是書面詩歌，仍有待作更廣泛的研究。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最著名的伊斯蘭詩歌是用斯瓦希里語、豪薩語和弗拉語寫的。也有用沃洛夫語、曼丁語等寫的伊斯蘭詩歌，不過出版量很少。今天，這類伊斯蘭詩歌，尤其是那些發表在當地的通俗報刊上、從阿拉伯語原作派生出來的更具世俗性的作品，常常用羅馬字母拼寫。這些詩歌的作者對伊斯蘭古典詩歌修養不深，甚至不會用阿拉伯語寫作。但是他們熟悉阿拉伯詩歌的譯本，并受命仿作了這些伊斯蘭詩歌。即使在寫世俗性較強的詩歌時，這些詩人的態度亦比較保守謹慎，這是因為他們的作品須遵循信仰要求的緣故。
由于受西方教育的影響，非洲的許多口語詩歌已經用各種非洲語言記錄下來了。但這些書面詩歌只不過是非洲現有的口頭詩歌的記錄，而不是采用口頭詩歌的素材所進行的創作。埃塞俄比亞自1917年以來出版的大多數本地語詩歌和南非1962年以來出版的大多數本地語詩歌，都是與口頭頌詩類似的贊頌詩。南非的恩古尼人借用頌詩的技巧寫作基督教的贊美詩，但都沒有創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抒情詩。
1941年亞的斯亞貝巴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一部頌詩集。在非洲，埃塞俄比亞是出版非洲詩人創作的本地語詩歌最多的國家。對于埃塞俄比亞詩人以及非洲其他地區的本地語作家，批評界往往以其作品的贊頌特色、教誨意義和運用語言的技能，作為衡量其水平的標準。惟有南非的一些詩人不受這種評價標準的限制，而是致力于創新。1931年出版的貝倫格的《莫舒舒王頌》是南非第一部用本地語創作的詩集。1936年出版的約洛貝的《果園》是南非科薩族詩歌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標志著科薩族詩歌開始探索新的主題、建立新的結構。1935年B·W·維拉卡齊編輯出版的祖魯詩歌集顯示了新詩在主題、感情格調及格律等方面與傳統非洲本地語詩歌有明顯的不同。南非的批評家率先開始討論非洲本地語口頭詩歌與書面詩歌之間的關系。目前，這個討論仍在非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非洲學者之中繼續進行著。
三、非洲英語詩歌
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人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發展，非洲的英語詩歌創作日益繁榮。由于非洲各國社會文化各具特征，因此非洲的英語詩歌也體現出各種不同的地區特色。然而，非洲各國的杰出英語詩人卻共同創造了一種具有很高價值與廣泛影響的國際性英語詩歌。
非洲的英語詩歌一般不用行末韻而用頭韻和元音諧音。詩行的節奏與長短，不依規定的音律格式，而隨句法結構、邏輯、感情或修辭特征確定。視象詩極少。詩歌的用詞意義明確。本地傳統的口頭詩作對英語詩歌創作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詩人的立場與詩歌的內容等基本方面。非洲英語詩人注重捍衛非洲的社會價值，選取的主題涉及非洲民族的歷史、習俗、文化傳統等，并采用非洲傳統詩歌中的情歌、頌詩、諺語故事詩及史詩等的寫作方法。烏干達的利永(生于1938年)和南非的庫內內(生于1932年)等詩人，將傳統的非洲本地語詩歌形式移植到英語詩歌中。利永的《進餐的酋長》和庫內內的《祖魯詩集》都是有代表性的實例。許多其他的非洲詩人，尤其是僑居國外的非洲詩人，則非常嫻熟地掌握了英、美詩歌的技巧。他們創作的一些戲劇和小說作品，有的包含了一些詩歌，有的完全用詩體寫成。
非洲結構精致的英語詩歌最早產生于西非的加納和尼日利亞等地。近年來西非英語詩人的影響已擴大到了非洲的其余地區。其中最著名的有尼日利亞的C·奧基格博(生于1932)、J·P·克拉克(生于1935)和W·索因卡(生于1934)。奧基格博的《迷宮》、克拉克的《潮水中的蘆葦》和索因卡的《伊丹德雷》，都是非洲英語詩作名篇。這類英語詩歌把帶有大膽的思想跳躍的抒情意韻，同帶有嚴肅的社會責任心的個人感情結合在一起。詩人們主要采用他們自己民族的社會、文化、宗教觀念進行創作，而很少擷取歐洲文化成分。風格相同的另外兩位詩人是：加納的K·阿伍諾爾(生于1935，主要作品有《重新發現》)和岡比亞的L·皮特斯(生于1932，主要作品是《衛星》)。另一位著名詩人是尼日利亞的G·奧卡拉(生于1921)，他的作品表達明晰、風格優美。
東非的英語詩歌主要有兩種風格，其代表人物都是烏干達人。一位是O·普比特克(生于1931)，他的主要作品是《拉維諾之歌》《奧科爾之歌》《囚徒之歌》和《馬來亞之歌》。另一位是O·奧庫利(生于1942)，其代表作是《孤兒》。前一種風格的特征是以雄辯、明晰的言詞，哀嘆現代都市化對社會所造成的破壞。詩中的敘述者通常是一名失意者。詩人采用鮮明的比喻手法，喚起人們對富有人情的往昔的回憶，借以抨擊今日世風的無情。后一種風格的詩歌受西非英語詩歌的影響較深。其特征是將微妙的意象和隱蔽的引喻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一種色彩強烈、形式獨特的幻境以反映現代生活。這類詩歌的主題廣泛，格調多樣，常采用一種敘述型結構或集中描寫某一事件。這類詩歌的著名作者有肯尼亞的J·奧吉拉(生于1947，主要作品有《沉寂的聲音》和《柔軟的珊瑚》)、烏干達的R·C·恩蒂魯(生于1946，主要作品有《緊張》)及利永(主要作品有《弗朗斯·法農》《又一名黑人死去》《對敵人的十三次反擊》)。
南非的英語詩歌必然反映那里的社會動蕩、種族壓迫、貧困、囚禁、起義以及一個不公正的社會給個人生活造成的無窮痛苦等。O·M·姆特夏利的詩《牛皮鼓聲》就是反映這些問題的杰作。由于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部分南非英語詩歌的作者都是流亡國外的南非詩人，所以這些詩作在題材、引喻和形式方面都反映了英、美社會生活的影響。這些詩人中較著名的有K·克戈西特西爾(生于1936，主要作品有《為了梅爾巴》《我的名字是阿非利加》)和D·布魯特斯(生于1924，主要作品有《單純的渴望》)。他們的抒情詩作常用一種廣闊、寧靜的大自然背景來反襯人生的痛苦。詩中的敘述者常常是一個胸懷激情而又思想深遠的人生觀察者。
盡管非洲詩人的經歷不同、才華各異，但是他們的作品卻都發出一種共同的、清晰的非洲之聲。非洲的英語詩歌表現了詩人們與他們本民族的文化、歷史、理想和行為的密切聯系。詩人們在觀察生活方面表現出了他們的個性，但在倫理原則上卻反映出了他們的共性。
非洲英語詩歌的風格與歐洲詩歌的風格不同。它具有抒情色彩和意象主義以及哲理深思的特征。它在藝術上避免采用大膽創新的技法以推護新作的真誠格調。總而言之，非洲的英語詩歌無論在主題與風格上，都是獨樹一幟的英語詩歌。它以自己的特色和活力豐富了世界英語詩歌。
四、非洲法語詩歌
非洲法語詩歌雖然歷史不長，但仍可以劃分為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1932年到1948年。這一階段的詩歌主要反映了非洲的黑人詩人，在海地黑人文學和美國哈萊姆文藝復興作家蘭斯頓·休斯和克勞德·麥凱的影響下，開始覺醒，為黑人的自尊和自豪而辯護和歌唱。這一階段一般稱作“黑人性”階段。
第二階段是1948年到1960年。這一階段的詩歌反映了黑非洲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激烈情緒與英勇斗爭，直到1960年全部法屬非洲殖民地及比屬剛果獲得獨立時為止。因此，這一階段被稱為“戰斗的黑人性階段”。
第三階段是在1960年以后，批評家認為1960年以后的非洲詩歌已經超過了“黑人性”階段，而開始反映非洲黑人所面臨的一些新問題。
“黑人性”運動開始于1932年。這一年，埃蒂安·萊羅等七名馬提尼克大學生在巴黎出版了一份雜志《正當防衛》，尖銳地批評了馬提尼克的中產階級效仿歐洲的資產階級文化，宣告一種黑人文學的誕生。1934年，三位青年詩人——塞內加爾的萊奧波爾德·塞達·桑戈爾(生于1906)，法屬幾內亞的萊昂·G·達馬(生于1912)和馬提尼克的艾梅·塞賽爾(生于1913)——創辦了《黑人大學生》雜志，吸引了一批年輕的非洲詩人和批評家。雖然這份雜志不久便停刊了，但是它所聚集起來的這批詩人和批評家繼續團結一致，活躍在詩壇，直到1940年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被迫停止了活動。《黑人大學生》不同于《正當防衛》，它面向整個法屬非洲殖民地，其作者們相信，他們對非洲人價值的肯定必將“對世界大同與全人類的人道主義理想的實現做出貢獻”。他們的詩作在巴黎出版的《精神》等雜志上發表。1947年，阿遼納·狄奧普創辦了《非洲的存在》。這份雜志繼續為發展和傳播黑人法語文學發揮重要的作用。1948年，桑戈爾出版了他編輯的著名詩選《黑人和馬爾加什法語新詩選》。法國文學家兼哲學家讓·保爾·薩特為這部詩選作序，并在序言中對“黑人性”作了精辟的闡釋。這部詩選首次匯集了一批旨意與歐洲的法語文學明顯不同的法語詩作。
桑戈爾為“黑人性”下了一個客觀的定義。他認為：“黑人性”就是非洲各國的黑人和移居美洲、亞洲、大洋洲的非洲黑人的文化，這種文化包括經濟、政治、知識、道德、藝術和社會的各種價值。但是，“黑人性”還有主觀方面的含義。在這方面，“黑人性”是指黑人本身要認識到自己種族的特殊文化，認識到他們本身就代表了一種歷史悠久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薩特在他給《黑人和馬爾加什法語新詩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了黑人在人類社會中的一種辯證的發展過程。他說，最初黑人拒絕接受白人世界和白人，認為只有采取這種態度他們才能重新確立自己的人格，重新發現自己的傳統。但是，黑人很快就認識到了：他們近幾百年受奴役的歷史和所遭受到的苦難，可以成為一種新的、能夠團結全人類的人文主義的潛在基礎。由此看來，“黑人性”將會融合于人類的普遍性之中。薩特的這個觀點引起了許多爭論。但是，無論如何有一點似乎是明確的：“黑人性”就是要通過針鋒相對地否定白人的價值觀，來重新確立黑人作為人的應有地位。主張“黑人性”的人們認為，建立在技術和理性基礎上的白人文明不可能達到生活的本源而只能在毫無意義的忙碌中消耗一生。而黑人則在本性上就與大自然相互融合。因此，只有黑人才能夠創造出一種富有感情的、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
大衛·狄奧普(1927—1960)曾被“黑人性”時期的第一代詩人譽為“詩壇新星”。他的詩作繼承了“戰斗的黑人性”階段詩作的反殖民主義傳統，同時也展現了將來種族壓迫被消滅的前景。狄奧普的這個思想反映了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愿望。因此，從另一方面講他的作品正好體現了薩特關于非洲黑人問題的觀點。狄奧普本人亦被看作是連接“戰斗的黑人性”階段與非洲獨立以后階段的橋梁。
隨著法屬黑非洲的政治獨立，原先詩歌中所反映的許多社會政治問題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非洲法語詩歌的格調和主題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不過，非洲獨立后出版的許多青年詩人的大量詩集表明：在獨立后的黑非洲，又出現了一場新的，生氣蓬勃的詩歌運動。新的詩歌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戰斗性，語言也變得委婉，更加富于修養性和抒情色彩，充分反映了一個獲得新生的種族對新生活的憧憬。在新一代詩人中，有兩位出類拔萃者——剛果詩人契卡雅·烏·塔姆西(生于1931)和毛里求斯詩人愛德華·莫尼克(生于1931)。塔姆西著有詩集《歷史概要》(1962);莫尼克著有《這些血鳥》(1954)、《怒潮》(1966)等抒情詩集。這些詩作表現了黑人的種族傳統，詩人從孩提時代起所觀察到的非洲生活，他們的追求與新生，他們對人類命運的關注，以及他們對詩人使命的理解等等。他們采用了多種多樣的象征手法來表現新的主題。這些詩篇中有的反映了盧蒙巴時代的剛果內戰和比夫拉內戰等在獨立后的非洲連續發生的戰爭，表現了詩人對黑非洲四分五裂、戰亂不已的悲劇性現狀的憂傷。同時，黑非洲的法語詩人又把他們的視野從飽受戰亂蹂躪的非洲擴展到仍遭受戰爭與壓迫之苦的世界各國，表達了他們對遭受苦難者的普遍同情與關注，也表達了他們對人類實現真正和諧的希冀。
五、非洲葡萄牙語詩歌
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圣多美與普林西比、佛得角群島以及幾內亞比紹。雖然這些國家都曾受到葡萄牙文化的共同影響，但是各國產生的葡萄牙語詩歌卻各具特色。非洲葡萄牙語詩歌的作者是少數受葡萄牙教育而與非洲文化切斷了關系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曾去葡萄牙上學，并自命為社會的代言人與改革家。他們對葡萄牙語不僅毫不反感，反而十分欣賞，而將它作為一種共同的交際工具。有趣的是，最早的一些葡萄牙語詩人卻出生于最小的葡萄牙殖民地。其中有兩位是葡萄牙人與黑人的混血兒——圣多美的薩塔諾·達·哥斯達·阿萊格雷(1864—1890)和佛得角的歐仁尼奧·塔瓦雷斯(1867—1930)。阿萊格雷的詩歌作于19世紀的后期，1916年出版。塔瓦雷斯的一些詩歌是用克里奧爾語寫的。最早的黑人葡萄牙語詩人賈奎姆·柯德依若·達·馬塔(1857—1894)是安哥拉人。非洲大陸上民族文化傳統的衰落，間接地促進了島嶼地區葡萄牙語詩歌的發展。受20世紀30年代巴西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種族問題開始進入佛得角群島的詩歌。彼得羅·蒙特里奧·卡爾多索(1890—1942)出版了一些用葡萄牙語和克里奧爾語寫的雙語對照詩。1936年喬治·巴爾博扎(1902—1971)、曼努埃爾·洛佩斯(生于1907)以及其他一些詩人創辦了《光明》雜志，使文學的重心轉移到了海島國家。與此同時，《光明》雜志的另一名創辦者彼得羅·科爾西諾·阿澤韋多(1905—1942)則從島上傳統的口頭詩歌中汲取素材，用克里奧爾語創作詩歌。《光明》雜志斷斷續續出版。到了1960年代，年輕的佛得角詩人的作品開始超越了海島上傳統的主題，而涉及到饑餓和移民域外等社會主題。其中的加布利爾·馬里亞諾(生于1928)、奧維蒂歐·馬丁斯(生于1928)和歐奈西莫·西爾韋拉(生于1935)等詩人，主要寫了關于移民域外的主題。小島圣多美的詩歌具有很強的反映社會現實的特色。圣多美詩人阿爾維斯·托瑪斯·梅德里斯(生于1931)和弗朗西斯科·何塞·德·瓦斯克斯·滕雷羅(1921—1963)都曾受到古巴詩人尼古拉斯·紀廉的影響。滕雷羅連續寫了大量的關于“黑人性”主題的作品。阿爾達·多·埃斯皮里托·桑托(生于1926)是圣多美的一位著名女詩人。她的名詩《被瘋狂的暴風吞沒了的人們現在在哪兒?》以無限的深情哀悼1953年巴特帕大屠殺中的死難者。安哥拉與莫桑比克的葡萄牙語詩歌也是在“黑人性”運動的影響下興起的，主要反映社會問題。莫桑比克最早的葡萄牙語詩人之一是瑞·德·諾羅尼亞(1909—1943)。他的創作格調低沉，主要表現了殖民統治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以及詩人的悲觀情緒。在安哥拉，1950年出版了《信息》雜志，但不久就被封閉了。之后，又出版了另一份雜志《文化》。在這兩份雜志的推動下，在安哥拉與莫桑比克興起了一場真正的詩歌運動。在這期間，里斯本建立了“帝國學生會館”。這一學生組織吸引了非洲各地的詩人，出版了許多非洲詩人的作品，對非洲葡萄牙語詩歌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非洲一些著名的作家、知識分子和后來的獨立運動領導人，如阿米爾卡·卡布拉爾、阿戈斯廷霍·內托和瑪里奧·德·安德拉德等，也都曾聚集在這個組織里。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會館”終于被關閉了。這一時期的安哥拉與莫桑比克詩歌，以重新發現民族文化為主題。例如，維里亞托·達·克魯茲(1928年生于安哥拉)的許多詩篇描寫了典型的民間風情。在非洲的其他地區也出現了一些以“黑人性”為主題的詩作。例如，內托的一些詩歌表現了黑人之間的兄弟情誼，何塞·克拉韋里尼亞(1922年生于莫桑比克)的一些詩作表現了黑人對白人殖民主義者的反抗(如《黑人的怒吼》一詩把黑人比作煤，總有一天煤會燃燒起來，燒死白人老板)，女詩人諾伊米亞·德·索薩(1927生于莫桑比克)的詩則把非洲比作母親，控訴了白人殖民主義者對非洲母親的奸污。在1961—1964年間爆發的武裝斗爭中，許多詩人都參加了戰斗。內托、卡隆加諾(1929年生于莫桑比克)和喬治·雷貝洛(1940年生于莫桑比克)都成了解放運動的領導人。安東尼奧·加辛托·多·阿瑪拉爾·馬丁斯(1924年生于安哥拉)和何塞·克拉韋里尼亞等人則被捕入獄。自然地，在這些詩人的作品中，揭露社會剝削便成了最突出的主題。還有一些作品是直接反映解放戰爭的，例如，費爾南多·哥斯達·安德拉德(1936生于安哥拉)的詩作。與這些戰爭性詩歌形成對照的，是瑪里奧·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德·奧利韋拉(1934生于安哥拉)和杰拉爾德·貝薩·維克托(1917生于安哥拉)的作品。奧利韋拉的詩作表現的是非洲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神秘聯系。維克托的詩歌則對種族隔離制度被消滅以后的時代充滿了憧憬。表現社會政治內容的詩歌，在語言和風格上也顯得激越奔放或深刻動人。詩中雖很少采用非洲詞語，但卻常可聽見非洲特有的咚咚鼓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