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溥浩《藍燈》東方文學名著鑒賞

作者： 郅溥浩

【作家簡介】哈納·米奈(1924— )，敘利亞作家。出生在海港城市拉塔基亞的一個貧苦家庭。因生活所迫，舉家遷往北方。1939年，北方的伊斯坎德侖省被分割出祖國后，米奈全家又遷回拉塔基亞。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從小協助父親維持家庭生活。他在雜貨鋪當過學徒，在藥店當過伙計，也在理發店干過活。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參加爭取祖國獨立的示威游行，被捕入獄。出獄后，他在拉塔基亞開了一家理發店，以此為生。同時勤奮自學，廣泛閱讀，并開始文學創作活動。曾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后來到貝魯特謀生。他因翻譯高爾基的小說引起敘利亞《創作報》的注意，1947年被聘到該報工作。1951年，他與一批青年左翼作家創建敘利亞作家聯盟，提出“反對為藝術而藝術”、“藝術為人民、為生活、為社會服務”的口號，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推動敘利亞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和促進以后阿拉伯作家協會的成立起過重要作用。后來被迫流亡國外。60年代初，曾被聘為中國外文局專家。1969年 返回敘利亞，起初仍以開理發店為生，后為廣播電臺寫廣播小說，以后任敘利亞文化指導部創作和翻譯顧問。

《藍燈》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1954年出版。它以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拉塔基亞為背景，展現了敘利亞各階層人民反抗法國殖民占領的斗爭，是敘利亞和阿拉伯文學中較早的一部重要現實主義作品。他的其它作品還有小說《帆與風暴》(1966)、《窗外雪花飄》(1969)、《陰天的太陽》(1973)、《錨》(1975)、《殘存的記憶》(1975)、《沼澤地》(1977)、《觀測站》(1980)、《一個海員的故事》(1981)、《船桅》(1982)、《遙遠的海港》(1983)、《春與秋》(1984)，短篇小說集《白檀木》(1976)、及《論土耳其作家希克邁特》(三卷)、《小說創作談》等。作品主要表現下層勞動人民，特別是漁民、海員的生活、奮斗和追求。在描寫海洋、森林、戰爭，在表現人與歷史、社會、自然的錯綜復雜關系上，拓寬了阿拉伯文學的領域。后期從西方現代文學中吸取營養，在表現人的內心世界與外部環境的結合上達到高度和諧統一，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均取得較高成就。

《藍燈》，陳中耀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內容提要】敘利亞海濱城市拉塔基亞。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法里斯還是個剛滿16歲的孩子。當時，敘利亞處于法國的軍事占領下。法里斯在一家商店當學徒。一天他去上工，發現師傅已被征入伍，正收拾行裝準備出發。法里斯回到家中，正欲將爆發戰爭這晦氣的消息告訴家人，但他們已經知道了。母親正把玻璃燈罩涂上藍色，它發出幽暗的藍光。

法里斯的店主被征入伍后，商店關閉，他也因此失業。他的父親是個老泥水匠，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因厭惡戰爭，從土耳其軍隊開小差逃回家。母親在煙草公司當女工。還有幾個未成年的弟妹。一家數口，在貧窮中苦度歲月。戰爭期間，食品匱乏，物價飛漲，生活更加艱辛。大雜院內，除法里斯一家外，還住著靠洗衣為生的貧婦薩格爾大媽和她的兒子，從良娼妓瑪麗婭和她的丈夫打雜工納依夫，還有煙廠青年女工蘭達，法里斯深深愛慕著她。整個區巷充斥著衣食無著、躑躅街頭的窮人和失業者。他們整天聚集在咖啡館里，熙熙攘攘，鬧鬧哄哄，談論戰爭、失業、物價……一次，法里斯從咖啡館出來，在陪老漁翁薩福特打魚的路上，結識了農家窮少年納祖姆。

由于戰爭，面包、煤氣全部實行配給。人們為領得一點點餬口之食和燃料，每天都要到區長辦公室、面包房、煤氣站排長隊。區長趁機發國難財，利用辦配給卡的機會對人們敲榨勒索。煙廠車間數百女工擠在一起，在難聞的氣味中拼命干活。老板任意克扣工資，加緊了對工人的壓榨和對煙農的盤剝。大地主麥格綏德照舊收租、放債，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人們心中積滿了怨氣。

一天清晨，法里斯去買面包。人們擠成一團。由于老板蠻橫刁鉆，法里斯與他發生爭執和格斗，引起人們騷動。法國軍警前來彈壓。店鋪門前展開了一場人民群眾與法國軍警的搏斗，結果法里斯和許多人被捕。同時，賣肉商哈勒比、法里斯的父親等人聯合了其它街區，在組織第二天的罷市游行。

次日，商店全部關閉，街上空無一人。群眾擁上街頭，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哈勒比手擎大旗，走在前頭。婦女、兒童、老人陸續參加進來，浩浩蕩蕩向前挺進。人們呼喊“要面包、要面包!”唱起進行曲：“敘利亞，我的祖國!”法國軍警出動裝甲車鎮壓，企圖沖進人群聚集的清真寺，人們用石塊進行還擊。軍警向游行隊伍開槍，一些人壯烈地倒了下去。游行群眾與法國軍警展開英勇搏斗。一個小時后，游行被鎮壓下去，街上流淌著鮮血。但是，這次罷市游行迫使法國當局增加了面粉供應量。

在獄中，法里斯經受了法國人的嚴刑拷打，但他始終不屈。他被轉移到阿勒頗監獄。在監獄的墻上，他看到過去坐牢人留下的許多革命口號、詩歌，聽到關于他們英勇事跡的傳說。他結識了同獄的革命者格迪爾，后者曾是一位制鞋工人，因被發現家中藏有禁書而被捕。在與格迪爾的接觸中，法里斯受到很大啟發和教育。一年半后，法里斯獲釋出獄，與蘭達相遇，互相表達愛慕之情。這時，“自由法蘭西”軍隊在英軍協助下取代了法國貝魯政府的軍隊，但敘利亞仍籠罩在英、法占領軍的恐怖之下。

法里斯四出尋找工作，一無所獲，陷于失望和苦悶之中。后來，不得不到“防御署”去干挖掩蔽壕的重體力活。在這里，他遇到過去結識的農家少年納祖姆。納祖姆在農村貧窮潦倒，無法結婚，想參加受法國當局控制的“敘利亞志愿軍”開赴利比亞，并鼓動法里斯一道前往。

法里斯和蘭達幽會，互訴衷腸。他告訴她，正是由于深深地愛著她，他才決定出走。蘭達竭力勸阻。“防御署”工作完結，法里斯重又失業。迫于生活，他還是下了決心去參加“敘利亞志愿軍”，辭別父母和蘭達，踏上征途。蘭達思戀成疾，被送往黎巴嫩治療。法里斯父母憂傷不已。

兩年后，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無比歡樂。藍色的幽光又被通明的燈火代替。斗爭并沒有停止。敘利亞各大城市相繼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反法斗爭，要求法國撤軍、要求祖國獨立。在格迪爾、哈勒比等人組織下，當地人民正準備聯合大罷市游行。

遠征的軍人陸續回到家鄉。親人們盼望著法里斯的歸來。納祖姆失去了一條腿。在醫院里，他告訴法里斯的父親：當他們乘坐的裝甲艦航行在海上時，遇敵機轟炸掃射，船被炸沉。法里斯受了傷，不知是死是活，當局把他列入失蹤者之列。

法里斯意識到兒子已經死去，將兒子的放大照掛在墻上。年老的母親和蘭達憂傷地思念著法里斯。這時，罷市已持續了兩周，游行示威此伏彼起。蘭達在憂傷中死去，大家悲痛地為她舉行葬禮。第二天清晨，游行隊伍又擁上街頭。哈勒比在前面高舉著大旗，法里斯的父親、薩格爾大媽的兒子、瑪麗婭……都走在行列之中。人群匯成巨流，高呼著：“不撤軍，毋寧死”的口號，向前挺進!

【作品鑒賞】《藍燈》是哈納·米奈的早期作品，也是阿拉伯文學中最早一部力圖用社會現實主義方法創作的小說。它不僅表現了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情態，而且著力謳歌他們昂揚的愛國激情和民族精神。小說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塑造了不同階層的人物群像。活動在二次大戰中拉塔基亞海港舞臺上的，有漁民、海員、鞋匠、面包師、咖啡館老板、賣肉商、從良娼妓、窮老太婆、女工、農村少年，也有區長、警察、地主、煙廠老板，還有法國顧問。他們是敘利亞社會的縮影。通過他們錯綜復雜的關系，展現了當時敘利亞社會生活的廣闊圖景。作者通過眾多的豐富多彩的場面，如大雜院的日常生活、咖啡館中失業者的聚會、辦配給卡和爭購物品的嘈雜擁擠、面包房前的廝打、煙廠車間女工們一日的勞動、罷市示威游行等，使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躍在讀者面前，自然、生動的對話更烘托出人物鮮明活潑的性格，而一次次波瀾壯闊的斗爭，則使其中幾個主要人物的個性變得更加豐滿和完美，如賣肉商哈勒比、法里斯的父親本來都是一些極普通的小人物，在斗爭中逐漸變得高大可敬。哈勒比的勇敢、組織才能、法里斯父親的沉穩、足智多謀，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在小說中，作者意在表現由于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進了阿拉伯各國(包括敘利亞)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代表人物是法里斯的父親)，而二次大戰則導致社會主義思想在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的產生和傳播。小說基本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作品中沒有籠罩在多數阿拉伯小說中的濃重的宗教色彩。不僅描寫了人民群眾與法國殖民占領者的斗爭，也表現了他們與地主麥格綏德為代表的封建主義、以煙草公司老板為代表的壟斷資本的矛盾。通過革命者格迪爾、法里斯的形象，作者力圖賦予城市工人、貧民以某種階級覺悟，賦予他們對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斗爭以階級斗爭的色彩，如法里斯的父親說：“(地主)麥格綏德不過是樹上的一片葉子，要緊的是把這棵樹連根拔掉。”有人問：“誰來拔掉這棵樹呢?”他回答：“種這棵樹的人，我們!”法里斯也意識到“工人有自己的事業”。小說與它前后產生的同類小說如埃及納·馬哈福茲的《梅達格胡同》(1947年)不同，后者雖也著力表現二次大戰中開羅街區普通市民生活，塑造了眾多性格迥異的人物群像，但重點是從社會角度去表現人生百態、人物關系，《藍燈》則重點從斗爭的角度表現人的意識、人的活動。這是小說的又一特點。

小說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塑造了法里斯這一主人公形象。在此之前，阿拉伯文學中產生過一些回憶錄、自傳、日記體和書信體小說，但以一個主人公為主線展開故事情節，《藍燈》則是首創。小說表現了法里斯的成長過程。戰爭開始，他還是個孩子。通過社會、人生經歷，特別是在獄中受到革命者格迪爾的啟發和教育，逐步成長為一個具有為民族、階級利益斗爭意識的戰士。特別是小說前半部，對法里斯的塑造很有光彩，也很生動、完美，既表現了他的生活歷程、意識覺醒，也表現了他與蘭達深深的戀情。法里斯后來赴利比亞遇襲，生死不明。結局顯得黯淡，對他的形象似乎也有所損傷。這一人物形象一直引起爭論。有人認為法里斯是個樹不起來的、甚至失敗的主人公形象。作者意在把法里斯塑造成一個具有階級意識的自覺革命者形象，但由于當時敘利亞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十分薄弱(如小說中的煙廠工人)，盡管法里斯受到革命者的教育，也受到二次世界大戰中在阿拉伯國家傳播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但終因客觀條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成為一個像高爾基《母親》中巴維爾那樣的理想的英雄主人公。在此意義上，小說的描寫是客觀真實的、也是符合實際的。重要的是小說表現了以法里斯為代表的普通敘利亞人的覺醒。一個人倒下了，更多的人英勇奮進。小說結尾描寫持續兩周的聲勢浩大的群眾罷市大游行，就是最好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