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戰國兵法·吳子兵法》原文鑒賞
《古代兵法散文·戰國兵法·吳子兵法》原文鑒賞
[原文]
見魏文侯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
文侯曰： 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起曰： 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于目則不麗，乘之于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貍，乳犬之犯虎，雖有斗心，隨之死矣!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不進，無逮于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于廟，立為大將，守西河。
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余則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圖國第一
吳子曰： 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有四不和： 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 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 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 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啟于元龜，參天之時，吉，乃后舉。
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吳子曰： 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 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
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是以圣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 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 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
故曰： 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
吳子曰：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禁暴救亂，曰義; 恃眾以伐，曰強; 因怒興師，曰剛; 棄禮貪利，曰暴; 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
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愿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
起對曰： 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才，以備不虞。
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逾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人可以屠城矣。
武侯曰： 愿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起對曰： 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 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
起進曰： 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 君有憂色，何也?曰： 寡人聞之，世不絕圣，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 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 于是武侯有愧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 楚帶吾南;趙沖吾北; 齊臨吾東;燕絕吾后; 韓拒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
起對曰： 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以戒，禍其遠矣!
臣請論六國之欲： 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斗，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后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
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
燕性愨，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后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厭之，眾來則拒之，擊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以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以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
武侯曰： 善。
吳子曰： 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 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于取遠;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 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眾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 六曰道遠日暮，士眾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 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眾;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眾，兵甲之精; 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
起對曰： 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 敵必可擊之道?
起對曰： 用兵必須審度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既食，未設備，可擊; 奔走，可擊; 勤勞，可擊; 未得地利，可擊; 失時不從，可擊; 涉長道，后行未息，可擊; 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 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沖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 用兵之道何先?
起對曰： 先明四輕，二重，一信。
曰： 何謂也?
對曰： 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 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锏有馀，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 兵何以為勝?
起對曰： 以治為勝。
又問曰： 不在眾乎?
起對曰： 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 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 左右應麾; 雖絕成陳; 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 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 凡兵戰之場，止尸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故曰：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
吳子曰： 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 十人學戰，教成百人; 百人學戰，教成千人; 千人學戰，教成萬人; 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后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
起對曰： 無當天灶，無當龍頭。天灶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搖在上，從事于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治呼而從之; 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 凡畜車騎，豈有方乎?
起對曰： 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后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馀，備敵覆我。
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 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于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故將之所慎者五： 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后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 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 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于聲，不可不清; 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
故曰： 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 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眾無依，可震而走;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 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
起對曰： 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于北，無務于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眾喧嘩，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 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
吳起對曰： 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旄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 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
武侯問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
起對曰：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曰： 以一擊十，莫善于厄; 以十擊百，莫善于險; 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于十路，雖有大眾，莫不驚動。故曰： 用眾者務平易，用少者務險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眾，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
起對曰： 大哉問乎! 此非車騎之力，圣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斗，一結其前，一絕其后，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 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眾甚懼，為之奈何?
起對曰： 為此之術，若我眾彼寡，分而乘之;彼眾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眾可服。
武侯問曰： 若遇敵于溪谷之間，傍多險阻，彼眾我寡，為之奈何?
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谷、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
起對曰： 此謂谷戰，雖眾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于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
起對曰： 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 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
起對曰： 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 暴寇之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
起對曰： 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 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
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 致之奈何?
對曰： 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于是武侯設坐廟廷，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 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減; 無功坐后行，肴席，無重器，饗畢而出。
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于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 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 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于諸侯，失權于天下矣!)
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眾，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 于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眾，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 令三軍曰： 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鑒賞]
《吳子兵法》，亦稱《吳起兵法》，后又稱《吳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兵書，與《孫子兵法》齊名。宋神宗年間(公元1078年—1085年)將其列入《武經七書》，頌行武學，為將校所必讀，頗受重視，現有英、日、法、俄等文字譯本。
《吳子兵法》的作者相傳是戰國初期的吳起。吳起是戰國時衛國左氏(今山東曹縣西北)人，約生于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元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周安王二十一年)。他是戰國初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初為魯將破齊軍，后入魏為將。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吳起率軍攻取秦河西地(今陜西東部黃河西岸地區)。任魏西河郡守20余年，致力革新政治、經濟、軍事，創建了一支經過嚴格選拔和訓練的“武卒”，與諸侯國作戰數十次，開疆拓地，戰績卓著。后遭大夫王錯陷害，被迫于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投奔楚國。先任宛(今河南南陽)守，一年后升令尹，掌軍政大權，主持變法。吳起針對楚國積弊，剝奪舊貴族政治、經濟特權，裁減冗員冗費，用于選練軍隊，以求富國強兵，僅一年，貧弱的楚國開始強盛，兵威四方。二十一年，楚悼王死，反對改革的舊貴族乘機殺害吳起。歷史上，吳起作為政治家與商鞅齊名，作為軍事家與孫武并稱。他能征善戰，治軍嚴明，與士卒共甘苦，深得部眾之心。《吳子兵法》是他的政治、軍事思想代表作。
《吳子兵法》在戰國時期業已盛傳于世，正如戰國末期哲學家韓非子在《五蠹》中說：“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術者家有之。”到了漢朝人們對《吳子兵法》的傳頌，如同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所寫道“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吳起四十八篇。”可見《吳子兵法》一直到漢代至少是西漢時期世間還廣泛流傳。
但《吳子兵法》在漫長的流傳中，難免與其它古代名著一樣出現某些亡佚現象，到唐初魏征撰《隋書·經籍志》著錄為《吳起兵法》一卷。到南宋時期著名藏書家晁公武在他編錄的《郡齋讀書志》中則稱三卷，并稱唐代陸希聲曾對兵法進行過校輯類編為篇，其所說篇目為說國、料敵、治兵、論將、變法、勵士等。與今本篇目大體一致，只是“說國”作“圖國”，“變法”作“應變”。
而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漢代竹簡，卻未見《吳子兵法》。郭沫若同志也考證說：“但可惜這書(指《吳子兵法》)是亡了。”并在他所著的《青銅時代·述吳起》中說“故今存《吳子》實可斷言為偽。以筆調觀之，大率西漢中葉人所依托”。確切，從今《吳子》中提到“笳”(見《應變第五》)、“鞍”(見《治兵第三》)等都是吳起時代還沒有的東西，而是漢代才發現的，特別是“騎三千匹”(見《勵士第六》)這樣大規模地使用騎兵部隊，也是吳起死后幾十年，即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變服騎射”之后的事。因此，今存《吳子》成書時間可能是西漢中葉。
今存《吳子》雖非吳起原著，但從內容看，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兵書，是前人留下的寶貴遺產。
今本《吳子》共分《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6篇，涉及到戰略、戰術、教育訓練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十分豐富。
《圖國第一》主要是講戰爭觀問題。它比較全面而客觀地論述了對戰爭的態度。它說：“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之，必內修文德，而外治武備。”既反對廢馳軍備，也反對恃勇好戰。
它對戰爭的起因，從現象上進行觀察分析認為：“凡兵之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從而將戰爭性質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五種。
對于戰爭勝敗的基本因素，它說：“昔之圖國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軍民”。繼承了《孫子》“道者，令民與上同意”的思想。
《吳子》在戰爭觀上提出新的觀點是：“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 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這是作者深入研究了前代戰爭得失，發展了《孫子》“兵貴勝，不貴久”的思想，深刻而具體地指出長期而頻繁的戰爭，即使勝利了，其后果也是災難性的。這種觀點近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魯登道夫在總結大戰失敗教訓后提出的“一次決勝論”。這個“一次決勝論”，曾經成為德軍在第二次大戰中“閃電戰”的理論基礎。《吳子》在大約兩千年前就提出這個觀點，確是難能可貴的。
《料敵第二》主要論述判斷敵情，因敵制勝的方法。它提出“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審敵虛實，而趨其危。這種從現象看到本質，全面察明敵情而乘敵之隙的原則，以及它所舉出“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三戰者八”，都是說要乘敵處于困難境地之時，抓住戰機，乘敵之隙而迅速擊滅它。這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正確的，也為后世兵家所繼承和發展。《吳子》還就其它六國的各自不同情況，對軍陣形勢高度概括道：“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斗;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并針對具體情況提出了相應的戰法。
《治兵第三》提出“兵以治為勝”而不在眾寡的主張。它認為“行軍(用兵)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以保持軍隊旺盛的戰斗力，堪負其所受領的任務。這就是“治之所由生也”。除此之外，他還特別強調軍隊的訓練，它說：“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在論述軍隊訓練中又特別闡述訓練騎兵，馴養馬匹的方法，反映了戰國至秦漢時代騎兵日益顯示其“主要兵種”的時代精神。
《論將第四》說：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之事者，兵之事也。”它主張“將在智而不在勇”。由此而提出對將領五點要求，這就是：“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并解釋說：“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它認為良將必須“其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眾。”還有關于掌握作戰中的四個關鍵，就是善于保持高昂的士氣;善于利用地形;善于了解敵情，運用計謀;善于充實部隊的戰斗力。歸納起來就是充分了解敵情、地形并加以利用，不斷充實和提高我軍精神和物質力量。它的確是抓住了指揮作戰的關鍵問題，至今仍是不可違背的規律，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應變第五》論述在各種不同情況下的作戰方法。它首先指出任何情況下，軍隊都必須聽從指揮。“麾左而左，麾右而右”，“不從任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然后分論各種情況下的不同戰法：“敵眾我寡”，就“避之于易(平坦開闊地)，邀(截擊)之于厄(險隘的地形)”;對堅守險要的強大敵人可用誘敵出戰，再合圍(五軍交至)而殲滅之的方法。還提出了谷戰、水戰，圍攻城邑，防御襲擊等作戰原則，這些都反映了戰國后期至秦漢之間，戰場已擴展到南方山地，湖沼地帶的情況。
《勵士第六》主要講述論功行賞，以鼓勵士氣。提出“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這就具體發揮了《孫子》“道者，令民與上同意”的意思。
《吳子兵法》論軍論政兼而有之，就軍事思想而言，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戰略思想
吳起是集法家、軍事家于一身的歷史人物，法家反映在政治觀念上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富國強兵”。“富國”是“強兵”的基礎和條件，“國治方可以用兵”。那么如何才能使“國治”呢?吳起指出要“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吳起所提出的“文德”是有其特定的含義，是一個政治的概念，他認為“文德”的基礎和核心，“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達到“四和”： 和于國，和于軍，和于陣，和于戰。否則，如果萬名不教，百姓不親，出現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陣)，不和于陳(陣)，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其后果則將是其國不治，其軍不興，富國強兵自然是一句空話。因此，吳起指出“先和而造大事”，這就不言而喻清楚地看到，“內修文德”的內核體現一個“和”字。他說，要實現“內修文德”，必須要用“道、義、禮、仁”“四德”引導和鞭策萬民。就是要用“道”去引導，用“義”去激勵，用“禮”去約束，用“仁”去愛撫(“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內修文德”，是吳起為魏文侯“圖國”以治所籌劃的施政綱領。然而在他提出“內修文德”的同時，又提出“外治武備”，敏銳地把政治和軍事二者結合起來。吳起以歷史觀點出發，總結歷史上興廢得失指出：“昔承桑氏(傳說神農時的一個部落)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傳說夏禹時一個部落)之君，恃眾好勇，以表其社稷。”深刻地闡明了“內修文德”與“外治武備”的辯證關系。但是，這里吳起強調“武備”的重要，并不是象有扈氏之君那樣只顧“修德”而“廢武”忘戰，其實他提出“武備”的觀點，是告誡魏文侯不要重蹈歷史上失敗的覆轍，提出一個忘戰必危，好戰必亡的慎戰思想。這是吳起明智之處，在他之前的任何軍事家都無所企及。
吳起提出“外治武備”也是同“內修文德”一樣，是有實際內容的。他不是著眼于兵器的制造和裝備上，而首先注意的是掌握兵器和裝備使用的人。因此，他指出要“簡募良材”、“聚卒練銳”，建立一支精銳部隊。并且進一步指出：從前齊桓公簡募勇士五萬，稱霸諸侯，晉文公募良材四萬作前鋒部隊，遂愿霸主之志;秦穆公聚銳卒三萬作為沖鋒陷陣部隊，而制服鄰敵(“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次。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臨敵”)。由此看來，“簡募良材”、“聚卒練銳”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要真正實現“簡募良材”、“聚卒練銳”，就要有一個嚴格的募選標準和制度。吳起援引楚莊王的話說，“世不絕圣，國不圣賢”，要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自然可以“良材”必至，“練銳”云集。加以“教之以禮，勵之以義”，則士可竭力為國效命，“進死為榮，退生為辱”，定然武備大治。
吳起強調“外治武備”，有著深邃的戰略意義，包括戰略上攻、守寓武備于其間。如他說：“外治武備”、“內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內可以決圍”就是戰略上和戰術上的“守”，“守”即是“戒”，“戒”就是備敵，一旦敵人犯境圍城，依靠嚴整的武備力量去擊潰它，以保衛國家的安全。因此，他說：“安國之道，先戒為寶”。當時魏是“四戰之國”，秦居于西，楚逼于南、東臨于齊，趙沖于北，燕絕其后”。如果沒有堅實的“武備”，在群雄環列，翦弱吞小的封建兼并戰爭中，是無以幸存的。所以，“武備”對于地處要沖的魏國來說尤為重要。“外入可以屠城”，這就是戰略和戰術上的攻。
二、“以治為勝”、“教戒為先”的治軍思想
吳起提出“外治武備”的主張。其實質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銳的軍隊。軍隊是“武備”的實體。吳起認為，軍隊“不在眾寡”、“以治為勝”。那么何以為“治”呢?吳起解釋說：“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意思是說，所謂兵德而治，駐扎時守紀律，行動時很威武，進攻時敵不可擋，撤退時敵追不及;前進后退有秩序，左右移動聽指揮;隊伍雖被隔斷，卻陣勢不亂;隊形雖被沖散。但能恢復行列;將帥士卒同安共危，和衷共濟終不分散;能用于作戰而不知疲憊。這樣的軍隊不論投入那里戰斗，任何敵人都不能抵擋。這叫做“父子之兵”。由此可見，吳起“以治為勝”的建軍方向和標準，是建立一支“投之所往，天下莫當”的“父子之兵”。可是，依靠什么樣的措施去實現呢?吳起同歷史上任何有作為的軍事家一樣，都主張“明法審令”、“賞罰”治軍。吳起說：“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有信。”這些是治軍的首要問題。當初，吳起為魏武侯任西河守之時，就曾以賞罰取信于民，“甚有聲名”。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取它，但不知軍隊是否能奮力勁戰。于是置一本轅于北門之外，下令：“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起初無人問津，不久， 果然有人將車轅“徙之南門之外”， 吳起如令賞徙者“上田上宅”。如此賞而有信，秦小亭“一朝而拔之。”“自是之后，民信吳起之賞罰。”相反，吳起說：“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指用金屬制的打擊樂器，古代作為指揮軍隊停止的信號)之不止，鼓(即皮鼓用來指揮軍隊前進，沖鋒的信號)之不進，雖有百萬(指軍隊)，何益于用?”足見“明法審令”，實行賞罰對治理軍隊的積極作用。
吳起提倡“明法審令”、“賞罰”治軍，大有孫武遺風，賞罰必行于“親附”之后。他們的共同之處，都是建立在愛兵的基礎上。孫武主張“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吳起強調對士卒“愛其命、惜其死”、“惠施流布”，在這一點上吳起是率先示范，身體力行的。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曾作過翔實的描述：“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坐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背)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吳起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實際上也是如此，正如《戰國策·齊策》中所說：“食人飲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
吳起主張治軍要“明法審令”，實行賞罰，是從精神上進行管束并調動士卒的積極性，然而單憑精神一方面是不能最終“造大事”的，即在激烈的兼并戰爭中角逐爭勝。孔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吳起是深諳其理的。所以，吳起又指出“用兵之法，教戒為先”。所謂“教戒為先”就是要加強訓練。吳起從歷史和自己的戰爭實踐中，清醒地認識到：將士常因沒有打仗的本領而戰死，軍隊往往因為戰法的不靈活而戰敗(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因此，要想使軍隊所向披靡，沒有嚴格的軍事基礎技術等方面的訓練是不行的。訓練的方法主要有兩點：“學戰之法”和“教戰之令”。
“學戰之法”：“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訓練內容及其要求：要求掌握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的原則，同時靈活運用陣法變換：“圓而方人，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圓陣變方陣，跪姿變立姿，前進變停止，向左轉向右，向前轉向后，分散變集中，集中變解散)，待到各種戰斗隊形變換都能掌握(“每變皆習”)，才能授士卒兵器，出征打仗。
“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辯，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后舉旗。”(教練作戰法規定，身材矮小的使用矛、戟，個頭高大的使用弓、弩，身強力壯的扛軍旗，作戰勇敢的操金鼓，體質贏弱的做雜役，睿智多計的當謀士。同鄉里的士卒編在一起，彼此什伍相保。第一次擊鼓檢查整理兵器，第二次擊鼓練習陣法，第三次擊鼓迅速吃飯，第四次擊鼓整頓軍容，第五次擊鼓排好隊列。聽到鼓聲齊鳴，然后舉令旗軍隊開始行動)。“學戰之法”、“教戰之令”綜合起來講，從士卒單兵訓練到整體訓練;從技術訓練到組織訓練，然后到編制編成，形成一整套的訓練體系，雖今天看起來，未免有些機械呆板，但在當時確有一定的普遍意義。
與此同時，吳起還對行軍駐營、訓養戰馬等，都一一作了說明。諸如軍隊開進和駐止，不要對著“天灶”(大山的開口)扎營，不要在“龍頭”(大山的山頂)上駐軍，軍隊駐守時必須左用青龍旗(古代一種青色繪制蛟龍的軍旗)，右用白虎旗(白色繪制熊虎的軍旗)，前用朱雀旗(紅色繪制鳥隼的軍旗)、后用玄武旗(黑色繪制龜蛇的軍旗)、中軍用招搖旗(黃色繪制北斗七星，一般為中軍指揮旗)。臨戰的時候，要觀測風向，順風便于乘勢吶喊;、逆風要堅守陣地，相機破敵。
關于馴養戰馬，更是談的細致入微。例如適當地飲水喂草，節制饑飽，經常剪刷鬃毛，細心地鏟蹄釘掌;冬天馬廄要溫，夏天要涼爽，諸如此類等等。
當然，治軍主要是將帥的事，自古有“良將”才有“精兵”，吳起十分強調將帥在治軍和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的《兵法》中專設《論將》篇。他提出為將必須“總文武”、“兼剛柔”。將固然要“勇”，但徙勇不足恃，“乃數分之一”，只是應該具備的若干條件中之一。他要求將帥治軍。作戰要做到“五慎”，掌握“四機”。
“五慎”，即理、備、果、戒、約。所謂“理”，就是要求將帥治理人數眾多同治理人數較少一樣有條理(“治眾如治寡);所謂“備”，就是將帥要求軍隊一出動，就應如同見到敵人那樣保持高度的戒備(“出門如見敵”);所謂“果”，就是指揮軍隊與敵作戰不考慮個人安危不動搖戰斗決心(“臨敵不懷生”);所謂“戒”，就是作戰獲勝后同戰斗開始時一樣始終警戒如一(“雖克如始戰”);所謂“約”，就是下達命令簡明扼要而不繁瑣(“法令省而不煩”)。
“四機”，即氣機、地機、事機、力機。所謂“氣機”，是指士氣，要求將帥適時地掌握全軍上下士氣的盛衰(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所謂“地機”，指利用地形，要求將帥指揮軍隊作戰時，善于利用道路險阻、名山要塞等，十人防守、千人難攻的復雜地形(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所謂“事機”，指運用謀略，要求將帥善于派遣間諜離間敵人，施放精悍分隊騷擾并迷惑敵人，分散其兵力，使敵國君臣互相埋怨，三軍上下相互責怪(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所謂“力機”，是指提高戰斗力，要求將帥指揮軍隊做到戰車堅固，戰艦櫓漿輕便，士卒熟練陣法，戰馬熟悉馳騁追逐，(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吳起認為具備上述“乃可為將”，有這樣的“良將”，治軍則軍強，作戰則必勝。
吳起提出“以治為勝”，“教戒為先”的治軍主張，對于促進當時魏國軍隊的強盛和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戰國前期，魏國盛極一時，“魏氏武卒”諸侯莫擋，吳起的功勞不可磨滅。
三、“審敵虛實”，“因形用權”的作戰指導原則
吳起在作戰方面。主張未戰先“料敵”(估量敵情)、“審敵虛實”、情況既明，注重“應變”(靈活機動)、“因形用權”，即根據戰爭和作戰、戰場形勢的變化適時采取不同的謀略和決策，形成了一整套的作戰指導原則。
魏國地臨中原，處于“六國四守，勢甚不便”的戰略態勢。吳起首先從六國形勢出發，指出了六國戰陣的不同特點：“夫齊陳(陣)重而不堅，秦陳(陣)散而自斗，楚陳(陣)整而不久，燕陳(陣)守而不走，三晉(韓、趙、魏，這里指韓、趙)陳(陣)治而不用。”這是由于各國政治、民俗、地理等條件所決定的。
吳起進一步指出：
齊人秉性剛烈，其國殷富，君臣驕奢，傲視百姓;施政松馳，奉祿不均，軍心不齊;兵力部署前重而后輕，布陣龐大(有縱深)而不堅固。破齊戰法：必三分我軍，兩軍獵其兩翼，一軍正面攻擊，齊陣必破。
秦人秉性強悍，地勢險要、政令嚴肅，賞罰有信; 國人恃勇好斗，互不相讓，所以陣散而各自為戰。破秦戰法：必先以利引誘，敵貪利而出陣，勢必離將而自亂，我則乘亂而擊，其將可獲。
楚人秉性柔弱，地域廣博，政令煩擾，百姓廢弊，雖軍陣嚴整而不持久。破楚之法：必襲擾其駐地，先奪其軍心，速進速退，使敵疲憊勞頓，勿與爭陣，楚軍自然疲于奔命而敗北。
燕人秉性誠樸，謹慎，好勇尚義，寡詐謀，能堅守陣勢不善機動，破燕之法：必迅速接觸以脅迫它，同時快速離去，襲擊其軍后方，使將帥狐疑，使士卒慌懼，然后令我車騎設伏于敵必經之路，敵將必虜。
三晉(指韓、趙)地處中原，其人秉性雖和，政令平穩，民疲于戰陣;雖習于戰事，卻輕視將帥，蔑視俸祿，因此士卒無斗志，陣雖齊整，無濟于用。破三晉之法;采用人眾陣堅壓制它，敵來則拒，敵退則追，以倦怠其軍。
對于敵情，吳起指出“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不占且避之者六”。
對于時逢狂風嚴寒，晝夜兼程行軍，砍木造筏渡河，士卒勞倦的敵軍;對于盛夏酷暑，休息、行動沒有節制，既饑又渴，尚要驅向遠程行進的敵軍;對于曠日持久暴師于外，糧食殆盡，士卒怨聲載道，妖孽(怪事)數起不迭，上不能制下的敵軍;對于軍需匱乏，柴草飼料耗竭，又逢霖雨，無處獵獲，無處去所的敵軍;對于兵力甚少，水土不服，地勢不利，人馬患病，四鄰無援的敵軍，對于道遠日暮，士卒疲勞恐懼，饑困交加，解甲休息的敵軍;對于沒有威信，無統御能力的將帥，而造成軍心搖動，三軍又數遭驚擾，又乏援軍馳援的敵軍;對于行陣未定，宿營未畢，有的還在爬坡涉險的敵軍。上述八種情況的敵軍“擊之勿疑”。
對于土地廣闊人眾富饒的敵軍;對于上愛其下，惠施流布的敵軍;對于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賞刑適時的敵軍;對于獎掖戰功，任賢使能的敵軍;對于兵多將廣，裝備精良的敵軍;對于有鄰國資助，大國支持的敵軍，凡此六種情況：“避而勿疑”等。
對于“兩軍相望，不知其將”的情況，吳起認為，先派遣勇敢的下級將領，率輕兵銳卒試擊敵軍，只許佯敗，不能取勝，從中觀察敵人的動靜虛實。如敵軍一舉一動，指揮很有條理，向我追擊時佯為不及，對我散于地上的財物假裝看不見，“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是敵軍之中嘈雜喧嘩，軍旗搖曳煩亂，士卒自由行動，手中兵器橫七豎八，追時唯恐不及，見到財物唯恐搶不到，“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吳起最終指出：“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意思是查明敵軍虛實強弱，攻擊它的弱點。又指出“急擊勿疑”的十三種情況：敵軍遠來尚未列好陣勢;正在吃飯未有戒備;慌亂奔走;疲勞過度;所處地形不利;殆失良機;旌旗靡亂;長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半渡;險道狹路列陣數動;將帥脫離士卒;軍心惶遽;等等。這些都應“選銳沖之，分兵續之”，捕捉戰機，乘其隙，趨其危，迅速攻擊，果敢殲敵。吳起說：“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吳起進一步指出：“審敵虛實而趨其危”，不僅可以以眾擊寡，以強擊弱，而且可以“以一擊十”、“以半擊倍”，制敵于死命，奪取戰爭和戰斗的勝利。吳起“審敵虛實”，“因形用權”的作戰指導原則，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局部，從戰略到戰術，無一不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不僅在當時有著很大的積極作用，即使今天也有著啟迪和普遍的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