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曙庭《尚書》中國名著簡介

作者： 崔曙庭

《尚書》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文件匯編。原先名叫《書》，因為它是記上古之事的，所以就叫《尚書》。尚，古通上。它是儒家的經(jīng)典之一，又稱《書經(jīng)》。記事內(nèi)容，上起原始社會末期的虞舜時期，下到春秋時秦穆公為止，按時代先后，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虞書》和《夏書》不可能是當(dāng)時的記錄，因為我國最早出現(xiàn)的文字是在商代，所以那些篇章，只能是后人根據(jù)傳說整理或改寫而成。《商書》和《周書》，則絕大部分為當(dāng)時的作品，只有個別篇目成于春秋以后。

《尚書》成于何時，為何人所編定，說法不一。據(jù)漢代的學(xué)者說，是由孔子所編訂，并且選取了一百篇作為定本。司馬遷和班固都有這種看法。但是后來的學(xué)者提出了懷疑，認為其中有些文章，乃成于戰(zhàn)國時代，不可能在孔子時就編入本書。比較通達的看法是，這部文書匯編，既不是成于一時，也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經(jīng)過較長時期的匯集流傳，到春秋戰(zhàn)國時才最后定型的。

《尚書》在秦始皇時列為禁書，規(guī)定民間所藏，均需焚毀，所以損失很大。到漢代已找不到完整的本子了，因而在流傳過程中就產(chǎn)生了《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的問題。由伏生所傳的二十八篇《尚書》，是用漢代通行的文字寫成的，稱為《今文尚書》。伏生名勝，濟南人，原為秦朝的博士。當(dāng)秦始皇焚書禁學(xué)時，他將《尚書》壁藏起來。到漢朝建立以后，他搜求壁藏《尚書》，失掉了數(shù)十篇，只存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這部書在漢代世世相傳，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均列于學(xué)官，內(nèi)容是比較可靠的。

相傳在漢武帝末年，魯共王劉馀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從孔壁中發(fā)現(xiàn)用蝌蚪文寫成的《尚書》，稱為《古文尚書》。當(dāng)時的學(xué)者孔安國讀了一遍，拿它和通行的二十九篇《今文尚書》比較，多出十六篇。這部書當(dāng)時雖獻給了朝廷，但沒有列于學(xué)官。在西漢時期，盛行的是《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在王莽時始立于學(xué)官。到東漢，逐漸盛行，加上大學(xué)者馬融、鄭玄等為之作注釋，于是《古文尚書》乃大行于世。以后，這部書也就散佚了。

到了晉代，《尚書》的流傳又出現(xiàn)了新的情況。東晉元帝時，忽有豫章內(nèi)史梅賾，向朝廷奏上自稱是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這部書比伏生所傳的篇目多出二十五篇，又把伏生的二十九篇分為三十三篇，加上書序，共是五十九篇，分為四十六卷。這部《尚書》在社會上流行了很長時間，影響也較大。唐朝修《五經(jīng)正義》時，《尚書正義》就是用的這個本子。從那以后，便成了官府的標準本子，以后又收入《十三經(jīng)注疏》中，廣為流行。這個本子的內(nèi)容，有真有假，是一個《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本。

宋代以前，學(xué)者們對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深信不疑，以為即是傳世真本。到宋代，吳棫、朱熹首先對這部書提出了懷疑，認為其中有些篇章，單從文字方面看，平易易曉，不象周秦文詞。明梅鷟作《尚書考異》，從內(nèi)容上進一步考證其書有偽作。到清代，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用樸學(xué)家的考證方法，列舉了一百二十八條證據(jù)，說明梅賾所上的五十九篇《古文尚書》中，多出伏生的那二十五篇及書序，確為偽品，乃魏晉時人所偽造，并將其材料來源，也一一加以指明，于是這個疑端，乃成定案。

通行本《尚書》的五十九篇中，剔除二十五篇偽作，加上書序，共是二十六篇。尚余三十三篇，其中《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合成一篇，《康王之誥》合于《顧命》，便成為二十八篇，這二十八篇書，是學(xué)術(shù)界一致公認為比較可靠的材料。其篇目是：《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其中《虞書》二篇、《夏書》二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按其文體分，有典、謨、訓(xùn)、誥、誓、命六種，除《禹貢》外，均是上訓(xùn)下或下告上之詞，相當(dāng)于后世的詔令奏議。這些篇章除《虞書》、《夏書》為后人追記外，其他都是當(dāng)時的原始記錄，是研究我國原始社會末期和夏商周奴隸社會歷史的珍貴資料。如《堯典》記載著堯、舜、禹的“禪讓”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權(quán)位繼承情況。《禹貢》是我國最早的歷史地理文獻。《盤庚》記述商朝遷都情況，也是重要的歷史材料。其他諸篇，史料價值都是很高的，有些還可以與甲骨、金文互相參證，以考見歷史的本來面貌。

《尚書》由于是我國最早的古書，文詞古奧，語言質(zhì)樸，最難誦讀，也很不易理解，連唐代大學(xué)者韓愈都有“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之嘆。我們讀《尚書》時，只有借助前人的注釋和翻譯，才能易于理解其內(nèi)容。由于二十八篇可信的材料，司馬遷將其絕大部分采錄到《史記》中去了，或錄全文，或取部分文字，或概括其大意，而且將有些難懂的詞句譯成了漢代通行的語言，比較易于理解。所以我們讀《尚書》，最好能與《史記》對著看，從中可以得到幫助和啟發(fā)。歷代研究、注釋《尚書》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經(jīng)注疏》本的《尚書正義》，由于它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其中真?zhèn)螀耄覀儽仨氂枰苑直妗Ｈ欢词故莻卧斓哪且徊糠郑彩浅鲇谖簳x人之手，對于研究《尚書》來說，也是有參考價值的。清代學(xué)者孫星衍作的《尚書今古文疏證》，是一個比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部分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匯編成此書，頗便參考。此外，中華書局1964年出版的曾運乾著的《尚書正讀》和齊魯書社1981年出版的牟庭著的《同文尚書》二書，在疏通證明《尚書》的疑難之處是下了很大工夫，并且作者有不少獨到的見解，是可供學(xué)習(xí)參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