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

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

羅家倫

在真正進化的社會里，人人都應當有自由發展的機會，自然人人都應當有思想的自由。……這真正的思想自由，是不但每人自己能作充分的思想，并且要每人能將充分的思想發表出來，因為每人有了思想不能發表，則不特是事實上為不可能的事，而且他良心上要受無限的痛苦;況且他有一種的思想而不能公諸人群，豈不是一件社會的損失嗎·至于因壓制思想所產生的他種弊害，更不必說了!我們生在世上，小則離不了個人，大則離不了社會，所以為個人的自由發表起見，不能不有思想自由;為社會起見，更不能不有思想自由!主張思想自由，已經被穆勒J.S.Mill在《自由論》①一書里發揮得博大精微，淋漓盡致，也不必我再多說。現在我要論的就是西洋近代的思想自由，究竟怎樣進化才到現在的地步呢·這實在是一個極重要而極有興趣的問題。當仙子阿中國思想自由方才萌蘗②的時候，一定得多可以“借鑒”的地方，我們豈可存而不論!我近來從西洋思想史中的所得，覺得西洋思想自由之所以能到近代這樣的發展，凡經過三個步趨：……第一個步趨就是人本時代。……思想進化的第二步趨，就是科學的時代。……思想進化的第三步趨，就是民治時代。以上所說從“新生時代”至19世紀初葉，思想自由進化的三大步趨我們已明白了。到19世紀中葉以后，科學與民治二種，相輔而行，同時發展在民治方面，則自1848年全歐大革命以后，勞動者一天盛似一天;女子參政權一天發達一天，憲法既一步一步的確定;選舉權也一步一步的擴充。這種例子，在近代社會史上，也舉不勝舉。至于科學方面，惡更有大大的進步。從前Copernicus③等發現天體的現象，把基督教已有的解釋，雖然一律推翻，但是對于上帝造人的學說，尚無法否認。等到1859年Darwin的空前絕作物種由來Origin of Species④出現，而進化論的學說，遂以確定。1871年他所著的人所從出Descent of Man⑤一書出版，說明人是從低等動物變過來的，于是宗教里Adam， Eve⑥的話，完全被他打倒。宗教的第一大敵就是進化論，宗教用了多少方法壓制他，苦戰六十年，終沒有成功，而且進化論日益發達。一切政治、社會道德、宇宙論、人生觀，沒有不受他的影響。以后生物學、人類學由此而日益發明，神權一蹶不振，自不必說了!理性與權威競爭許多時期，至此方才勝利，正是民治與科學同時并進的功勞!到現在世界的思想，可謂蓬蓬勃勃，自由發展極了!……這種極大的轉變，也是由于19世紀以來的科學和民治經過了一次大大的改革，又促醒了一種新人生觀，所以才能如此。從科學方面而論，自然從19世紀后版以來，思想界受進化論的支配了!但是進化論講到Haeckel⑦這班學者時候，雖已達極盛的時代，然而講到世界的進化，不免落于太機械的弊病。等到新一元論領袖Ostwald⑧出來，才大大的昌明了能力Energy的觀念，知道宇宙事無限的能力構成的，以新的“能力說”Theory of Energy去代替舊的“宇宙機械說”Mechanicai theory of Pbysical Woeld，把靜的世界誒，變成動的世界;把Mechanicai的世界，變成Energitic的世界。Ostwald是一位化學物理大家，所以最初不過以這個觀念講化學物理。其后流入生物學里，就大大的發現生物突變的原則;流到天文學里就成了新天文學;流到人類學里就成了新人類學……。這個Energy的觀念，實在影響全世界的進化!從民治方面而論，則我們不能不說這次思想界的新變更，是同這次大戰終了有絕大的關系，我方才說“一百句空話，不如一次實行”，所以這次大戰也同法蘭西大革命一樣，對于思想自由是有絕大的貢獻的。老實說，歷來的思想界，都沒有不受國家主義的一層障礙的;而以十九世紀極端國家主義的發展時代為尤甚。今“一世之雄”的德意志突然倒去，自然有光明的現象了!歐洲的大學者何以到現在才覺悟了來發精神獨立宣言·何以到現在才聯絡了來發精神獨立宣言·大家也就不難推想而知!這是大戰后四項所以改變的第一種原因。凡是時代愈亂離的時候，思想愈發達。……所以百派爭鳴極一時之盛。思想界的自由空氣，莫過此時的。這是大戰后思想所以改變的第二原因。有這兩種原因，民治的主張，自然比從前更要徹底了!以上是科學與民治雙方面影響現在思想的大關鍵。而其重要的，還在當今人類的人生觀，又得一種大改變。我常說，西洋文明的進化，在“新生時代”已經從“神”的時期，進為“人”的時期了!物質本來是供人生利用的，但是到19世紀的時候，物質的科學極端的發達，而政治社會的科學的發展反及他不上;于是人生受物質文明的支配過了度，幾乎變成機械一般。這次大戰，也未始不是極端物質文明的結果。于是大家發生疑問道：“我們的人生，難道祗是供物質的支配，而去作的犧牲嗎·”從這點上重新發生了一種人生的覺悟。加之現在科學上Energy的原理，改變了世界進化的觀念;而新民治的急進，又將一切的礙障掃除，自然大家的人生觀上受了一種大大的影響，而成了一種新人生觀了!因為這個原因，所以20世紀可以高唱人道主義!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有許多思想家叫現在做“新生時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們從歸納得來的近代思想自由原理是：首先改革人生觀，以科學的精神謀民治的發展。……世上沒有理性不與威權為敵，也沒有威權不要壓制理性。理性自身本來沒有物質的勢力，何以能敵威權住呢·說到此地，我們主張思想自由的惟一妙諦就是“犧牲”了!世界上別的犧牲姑且不論，但為真理而犧牲，為主張犧牲，是絕對值得的!……茍主張思想自由，則不能不以堅強的意志，熱烈的情感，作真理的犧牲。死固不足畏，但是不到死的時候，就應當：——“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

原載1919年12月版《新潮》第2卷第2號

〔注釋〕　①穆勒J.S.Mill《自由論》：穆勒(1806—1873)，英國著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所著《論自由》提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其他人和社會都不得干涉;只有當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接受社會的強制性懲罰。這是他為個人與社會權利劃定的界限。為此1903年嚴復第一次把《論自由》介紹到中國來時，書名就叫《群己權界論》。　②萌蘗(méng　niè)：萌，生芽、發芽。蘗，樹木砍去后又長出來的新芽。比喻事物的開端。　③Copernicus：哥白尼(1473—1543)， 40歲時提出日心說，并經過長年的觀察和計算完成他的偉大著作《天體運行論》。他的“日心說”否定了在西方統治一千多年的地心說，沉重打擊了教會的宇宙觀，體現科學對宗教迷信的斗爭勝利。　④Originof Species：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在該書中，達爾文首次提出了進化論的觀點。他使用自己在1830年代環球科學考察中積累的資料，以證明物種的演化是通過自然選擇(天擇)和人工選擇(人擇)的方式實現的。他的思想得到了科學界大多數人的認可。　⑤Descent of Man：《人類的由來》，是達爾文的主要著作之一，主要對人工選擇作了系統的敘述，并且提出了性選擇及人類起源的理論。　⑥Adam， Eve：亞當、夏娃。　⑦Haeckel：海克爾(1834—1919)，德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捍衛者和傳播者。　⑧Ostwald：奧斯特瓦爾德(1853—1932)，德國物理化學家，提出了稀釋定律，對電離理論和質量作用定律進行了驗證。1891年左右開始形成他的“能量學”概念，認為能量是唯一真實的實在，物質并不是能量的負載者，而只是能量的表現形式。他隨即將這一理論推廣到了化學領域，主張物質和原子、分子的概念都是多余的，各種現象能夠用能量及其轉化來滿意地加以解釋，自此成為對原子假設持懷疑態度的思想代表。獲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鑒賞〕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筆名毅，浙江紹興人。早年求學于復旦公學，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為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印刷傳單中的白話宣言《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在5月26日的《每周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一直沿用至今。1919年春，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應邀訪華，在北大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演講。羅家倫參與聽講，后來還擔任了筆記等工作。受此影響，羅家倫的興趣開始轉向思想史和哲學領域，由此翻譯了英國歷史學家布瑞(1861—1927)的《思想自由史》，本文為翻譯過程中的心得。文中以“思想自由”為對象，對西方思想作了歷史性回顧，這樣的探討角度在當時是比較少見的。中國近代時人引進“自由”一詞最早見于1847—1848年出版的《英華字典》，但當時對“自由”的界定多近于“民主”之意，也就是說從政治角度來理解此概念。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專列“論自由”章，提出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從一些歐美等西方國家自由發達歷史中，認為所爭不外乎四端：“政治上之自由”、“宗教上之自由”、“民族上之自由”、“生計上之自由”，主要涉及平等、參政權、信仰、民族等問題。在這些探討中很少涉及純思想領域中的自由。而羅家倫的這篇文章在這方面有了突破。羅家倫開門見山就提出：“在真正進化的社會里，人人都應當有自由發展的機會，自然人人都應當有思想的自由。”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認識在當時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在這一基礎上，羅家倫回顧了西方文明發展的歷史。認為第一階段，以擺脫宗教教義束縛而認定個人價值為標志;第二階段以打破對《圣經》的迷信而崇尚科學精神為標志;第三階段則以政治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愛信條為標志。這樣的解釋把當時中國所實行的政治變革要求與“思想自由”之間的關系作了恰當的梳理。這些觀點依托于布瑞，又有他自己的發揮。與其時的思想解放要求十分合拍。羅家倫認為這種自由精神是近代中國三代知識分子積累的最大成果，是在推翻帝制官僚政治過程中得以形成的。故要實現中國社會的變革，就要繼承這樣的思想傳統，做到“首先改革人生觀，以科學的精神謀民治的發展”。這是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科學”、“民主”主旨的重要詮釋，是合乎時代要求的見解。羅家倫在具體談到如何實現思想自由的時候，考慮比較多的還是在思想方法上的科學化，而對實施方案卻較少涉及。這從他在此文的附錄中可以看出。他的附注中說：“我這篇文章做完的第二天，就去聽杜威先生教育哲學第八次演講，其中如‘科學方法’‘Energy’等幾種重要觀念，幾乎完全相同。我這番主張在不期然之中。”(《羅家倫先生文存》1976)以當時尚在就讀的大學生而言，出現這樣的認識上的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羅家倫在文章末尾提出了“茍主張思想自由，則不能不以堅強的意志，熱烈的感情，作真理的犧牲”的主張。明確了為“思想自由”愿意因之付出生命代價的決心。回顧他的一生，以后他曾多次留學歐美，并在其間擔任過中央大學、清華大學校長等職，撰寫《新人生觀》、《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等著作，確實可以說是以實際行動遵照了為思想自由而奮斗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