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戰國兵法·孟子》原文鑒賞

《古代兵法散文·戰國兵法·孟子》原文鑒賞

[原文] (節選)

卷四

公孫丑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問疾，醫來。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于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于路，曰：“請必無歸，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恩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曰：“惡! 是何言也!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侯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 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 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于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 于宋，饋七十鎰而受; 于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 辭曰：‘饋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饋之。’予何為不受?若于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兇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他日，見于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

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蚳氏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氏諫于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蚳氏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余裕哉?”

孟子為卿于齊，出吊于滕，王使蓋大夫王氏為輔行。王氏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 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止于嬴。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愿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后忠于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 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孟子曰：“可;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有仕于此，而子悅之，不告于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何以異于是?”

齊人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曰：“未也; 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 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于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

“然則圣人且有過與?”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愿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 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 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于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于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幾而臥。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后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曰：“坐! 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于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 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 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于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 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于齊，非我志也。”

[鑒賞]

《孟子》，儒家經典之一。戰國時孟子及其弟子萬章等著。也有人認為是孟子弟子、再傳弟子的記錄;還有人認為《孟子》是孟軻自己著成。《漢書·藝文志》著錄11篇，現存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共7篇。相傳另有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外書”4篇，現已佚。《孟子》一書問世后，其地位逐步提高。五代后蜀時，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書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公羊、谷梁、左傳、論語、孟子十一經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這恐怕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的時候，朱熹在禮記中取出大學、中庸兩篇，認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為四書，于是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到明清兩朝，規定科舉考試中八股文的題目從四書中選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當時任何讀書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讀得爛熟了。

孟子，生于約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戰國時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軻，字子輿。鄒(今山東鄒縣東南)人。受業于子思的門人。歷游齊、宋、滕、魏等國，一度任齊宣王客卿。因主張不見用，退而與弟子萬章等著書立說。在儒家哲學中形成一個唯心主義的理論體系，對后來宋儒有很大影響。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繼承者，有“亞圣”之稱。

《孟子》一書是孟子的政治活動、政治學說以及唯心主義的哲學倫理教育思想等的記載。他提出“民貴君輕”說，勸告統治者重視人民; 認定殘暴之君是“獨夫”。人民可以推翻他。極力主張“法先王”、“行仁政”，恢復井田制度，省刑薄賦，達到“黎民不饑不寒”，以緩和階級矛盾。肯定人性生來是善的，都具有仁、義、禮、智等天賦道德意識。提出有所謂“不慮而知”的“良知”和“不學而能”的“良能”。但也重視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認為“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滕文公上》)，教人注重存心養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要求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還提出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論點。強調人的主觀精神作用，斷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孟子·盡心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孟子·公孫丑上》)，對后世很有影響。由上所見，孟子雖然自以為是孔子之學的繼承者，但因為時代已經相距百把年，形勢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孟子對孔子學說不但有所取舍，而且有所發展。

首先，孟子和孔子之論“天”稍有不同。“天”的意義，一般有三、四種。一是自然之天，一是義理之天，一是主宰之天，一是命運之天。孟子講“天”，除“天子”“天下”等雙音詞外，連“天時”“天位”“天爵”等在內，不過八十多次。其中有自然之天，如：“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孟子·梁惠王上》，“天之高也”(《孟子·離婁下》)。有義理之天，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下》)。有命運之天，如：“若夫成功，則天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上》)。卻沒有主宰之天。在孟子中還有一種意義比較艱深的“天”，其實也是義理之天，或者意義更深遠些，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萬章上》)。實質上，這種“天”，就是民意。孟子說得明白：“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中所謂“天吏”、“天位”、“天職”、“天祿”、“天爵”，都是這種意義;而這種意義，是在論語中所沒有的。《論語》堯曰篇有“天祿”一詞，和孟子“弗與食天祿也”意義有所不同。《論語》的“天祿”是指帝位，孟子的“天祿”是指應該給予賢者的俸祿，依它們的上下文一加比較，便可以看出其中的歧異。

孔子重視祭祀，孟子便不大多講祭祀。論語僅一萬二千七百字，“祭”字出現十四次;孟子有三萬五千三百七十多字， 為論語2.7倍強，“祭”字僅出現九次，“祭祀”出現二次，總共不過十一次，而且都未作主要論題。

第二，孔子講“仁”，孟子則經常“仁義”并言。孔子重視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視人民生存的權利。孔子因為周武王以討伐商紂而得到天下，談論音樂，認為周武王的樂舞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孟子卻不如此，齊宣王說“武王伐紂”是“臣殺其君”，孟子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殺君也。”

孟子不但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還主張“貴戚之卿”可以廢掉壞君，改立好君。孟子看君臣間的互相關系也比孔子有所前進。孔子只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孟子卻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這種思想比后代某些“理學家”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高明而先進不知多少倍啦!

第三，孟子“道性善”。并且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還說：“萬物皆備于我矣。”承認環境可以改變人的思想意識。他說：“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他承認事物各有客觀規律，而且應該依照客觀規律辦事。他說：“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相傳禹懂得水性，所以治水能成功。孟子認為一切都有各自的客觀規律，依客觀規律辦事，便是“行其所無事”而不“鑿”。即使天高得無限，星辰遠得無涯，只要能推求其“故”(客觀規律)，就在當時以后一千年內的冬至日，也可以在房中推算出來。

孟子的軍事思想，源于他的政治理論。他反對各國之間的武力兼并，認為只有“不嗜殺人者”才能統一天下。孟子在《公孫丑下》篇解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句話時，引用攻城例子，來說明行仁政得天下的道理。“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就是說有一座小城，每邊長僅三里，它的外郭也僅七里。敵人圍攻它，而不能取勝。在長期圍攻中，一定有合乎天時的戰機，卻不能取勝，這就是說得天時的不及占地利的。另一守城者，城墻不是不高，護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甲胄不是不銳利和堅固，糧食不是不多;然而敵人一來，便棄城逃走，這就是說占地利的不及得人和的。所以我說，限制人民不必用國家的疆界，保護國家不必靠山川的險阻，威行天下不必憑兵器的銳利。行仁政的幫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的幫助他的人就少。幫助的人少到極點時，連親戚都反對他;幫助他的人多到極點時，全天下都順從他。拿全天下順從的力量來攻打親戚都反對的人，那么，仁君圣主或者不用戰爭，若用戰爭，是必然勝利的了。

《孟子》一書行二千多年而不廢，必有他合理的內核，值得我們研究。但他的一味強調“仁義”，鼓吹井田制的政治主張，在當時七雄爭戰，富國強兵的背景下，顯然是保守的，有的甚至是倒退的，需要我們正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