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氣節

論氣節

朱自清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里。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后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斗的。后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斗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斗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后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系著的。至于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里有“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圣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里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GF8CF]]黨”，“[[!GF8CF]]”是“[[!GF8CF]]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愿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后來宋朝幾千大學生請愿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行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但是這種表現里似乎積極的“氣”更重于消極的“節”。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于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離于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于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氣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于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衛護著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后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著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并非“幫閑”。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于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并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然而士終于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著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于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份，游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于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筑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于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余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只是些殘余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會盡了并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著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于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于氣了。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并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于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只腳”。他們于是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一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并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原載1947年5月1日《知識與生活》第2期

〔鑒賞〕　中國人歷來重視氣節，對文人尤其如此。如文章開頭指出的，“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講究“氣節”的傳統，在我國延續了兩千五百多年，其流風余韻至今仍然存在。毫無疑問，以天下為己任，謀求治國安邦，使自己成為濟世之才，始終是士人的理想和抱負。曾參明確地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只是貪戀個人的榮華富貴，就不能算作是“士”了。孟子對“浩然之氣”的描述說明了這一點：“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公孫丑上》)“浩然之氣”是與“道”、“義”相配合的，一旦失去了“道義”，這股氣就沒有了。這里的“氣”，類似通常講的勇氣，是指表現于實際行動中的精神力量。像“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上》)，這樣大無畏的品性，是從這里引申開來的。這種風習一直不絕如縷地流傳下來。東漢末年的士人領袖李膺，“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世說新語·德行》)，其他如范蕃、范滂亦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漢書·黨錮列傳》)。北宋范仲淹的名句，“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撥動過多少天下士子的心弦。明代東林黨人那副膾炙人口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激起過多少天下士子的豪情。氣節的本義是指志氣和節操，后又有許多引申義，幾乎一切美好的品德和行為都可以此來概括或納入其中。譬如獨立人格，大義凜然，迎難而上，不隨波逐流，清廉勤政，犯顏直諫，憂道不憂貧，具有強烈的使命意識和責任感，敢于臨危授命，舍生取義等。特別是在民族危亡、國難當頭之際，在敵人面前所表現出來的堅持正義、不怕犧牲的品質。在歷史上，有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他們是講氣節的楷模。近現代的中國，更是涌現出無數的志士仁人。作者本人就被毛澤東視為講氣節的榜樣。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澤東說：“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又說：“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這里的“骨氣”、“英雄氣概”，說的都是氣節。反之，像秦檜、汪精衛、周作人等，不能說他們沒有學問，但他們不講氣節，沒有人品，也就被人們所唾棄。從語詞發生學角度，作者結合歷史變動的實際狀況，考察了“氣節”的涵義及其變化：“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氣”每每偏重于積極的行動，而“節”往往帶有不犯上作亂的消極性。作者以為，“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同時指出，在我國歷史上，氣節之“士”有在朝為官的忠烈之士，也有逃避到山林之中的隱逸之士。這些分析，都是很有見地的。最早將“氣”與“節”兩字連用、組成一個新詞的是司馬遷。《史記·汲黯傳》中說汲黯為人，“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我國古代把士、農、工、商統稱為“四民”。“四民”中的“士”由于掌握著一定的知識，因努力程度、機遇、志趣、性格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士”的命運會與每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各方面的變化相呼應，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有金榜題名、攀龍附鳳享盡榮華富貴的;有隱居山林、清幽逍遙的;有昨為座上客今作階下囚的;有歷經坎坷最終才顯達的;也有懷才不遇一生窮困潦倒不堪的。名稱上有俠士、文士、寒士、隱士、名士、高士之分，但整體而言，“士”的精神在于講氣節。有些士雖身無官位，職位卑微或已遭貶謫，卻仍然心憂廟堂和天下蒼生;有些士少壯時放蕩不羈，而暮年卻大義凜然;有些士生平無奇，甚至乏善可陳，在社會動蕩危亡時刻，能良心發現，挺身而出，或為民請命，力斗惡勢力，或保家衛國，灑血疆場。隨著時代的變化，大約自五四運動以后，傳統意義上的士漸漸演變而成為今天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在不同的崗位上從事工作，對他們行為的評判就增添了新的內容和標準。文章最后指出，中國的知識階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這是從當時的現實出發的。說到知識階層若想有所作為的話，認為必須走與民眾相結合的道路，不能固守傳統的“氣節”觀念，而代之以“正義感”。氣節的某些合理因素，仍有被繼承發揚的必要，不過應隨著時代進步而重新作出解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氣節，大抵是民族氣節、革命氣節，即為了捍衛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堅持正義和真理，在敵人面前不屈服的品質。一些恪守傳統學術精神和富有人格魅力的知識分子，也依然會贏得人們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