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苦心經營，一朝易幟為晉作嫁衣，東吳交州屢叛為哪般？
四十年苦心經營，一朝易幟為晉作嫁衣，東吳交州屢叛為哪般？
時代的塵埃，落在每個平民身上都是一座大山。在三國那個年代，中原大地興起了魏蜀吳三個國家，許多人都幻想成為這名士、豪強，有一技安身立命，但更多的是躲避戰火，四處避難的草民。那時偏遠的南方，如遠離中原戰火的交州，更是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難港灣，仿佛世外樂土。
這里物產豐富，又在原來士燮家族的治下幾十年不興刀兵，是東吳的財政大宗。但到了東吳后期，交州常發生習慣性叛亂，最終發生舉郡向晉朝歸降的事。經過八年的反復爭奪，吳將陶璜才艱難地收復了交州，不過此時的吳國也已國力虛耗，日薄西山。三國之中，東吳的治理民族融居的邊境地區，效果最差，動亂也最多。為什么會這樣呢？這要“歸功于”吳國近乎壓榨的治理模式，生活在這里，完全不是人們想象的那種人間樂土。
266年前后，晉軍向交州滲透，晉吳對峙態勢
一、交州屢叛：三十只孔雀引發的動蕩
交州在東吳治下發生過多次叛亂。在孫權從士燮家族手中接管這個地區后，第一、第二任長官步騭和呂岱采取了以開拓外向為主的治理方式。東吳的勢力并不斷向南發展，向中南半島上的一些部落國家展示東吳的威信，和他們建立了朝貢關系。
東漢末年，交州諸侯士燮，在當地威望極高
步騭和呂岱，都堪稱叛亂克星。吳嘉禾三年（234年）南海人羅厲叛亂，赤烏二年（239年）廖式叛亂，孫權都不得不倚仗七十多歲的重臣呂岱，才維持了南境的大體安穩。
接替呂岱的陸胤，是歷任長官中成功的一位。他以撫為主，”重宣至誠“，討平蒼梧等地的賊寇，使商旅通行，疫病瘴氣消失，史載”帥百馀人，民五萬馀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
然而陸胤去世之后，交州的局勢一步步惡化下去，逼得朝廷逐年增兵，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事件的起因說來有些荒唐，公元263年，交趾郡吏鄧荀響應吳主孫休命令，征調民間孔雀三十頭，進奉內廷。而交趾太守孫谞也征調了不少手工藝人到都城建業服勞役。
264年前后晉軍包圍東吳態勢
一毛不拔就拿百姓當提款機？這樣的行徑激起了當地百姓的強烈反感。于是郡吏呂興替天行道，殺死孫谞、鄧荀，率部向北逼近合浦郡，向西聯絡南中都督霍弋。這時的蜀漢已亡，蜀漢舊將霍弋已經是晉朝的人了。呂興一起兵，交趾以南的日南、九真郡紛紛響應，西晉儼然形成了從西、北兩個方向包圍東吳的態勢，昔日安穩的大后方變成了平南的橋頭堡。門戶洞開，誰能想到這是稀有動物惹的禍。
二、百姓好為禍亂？其實，是治理模式太生硬
孫權承父兄基業，之后孫亮、孫休給人的印象也是守成之主，但治下的邊境屢屢成為不安穩因素，難道真如史書所說，這個地區的人民“厭其安樂，好為禍亂”？
其實，交州在此之前習慣了士燮家族類似黃老，清靜無為的管理模式，突然松散的經濟組織強行要被納入朝廷的貢賦體系，或是官府強制百姓遷徙，或是沒收他們的漁網，改漁為耕，都讓會百姓強烈不適。交州的海產、珍寶，物產相比同時期蜀漢的南中，實在富庶太多，但也被當做搖錢樹，榨取的太多了。
交州百姓頭上的兩座大山，其一是繁重的賦調負擔。東吳接管這里后，延續了以往的算賦和口賦，這是一種以戶口人口數量計算的征稅方式，對于人口數多的家庭，這相當不公平。隔三差五還有臨時征調，地方官會征繳珍珠、鹿皮、麂皮、孔雀、水牛皮等物，供給朝廷。有心善的太守不忍剝削百姓，如車浚和張詠，卻被皇帝孫皓斬首，就因沒有按時上繳人頭稅。
和東吳不同的是，北方的魏國早在建安年間就取消了人頭稅。曹操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他在統治區內實行戶調制，以家庭為單位，用征收實物取代人頭稅。
每戶家庭除田租外，另征絹二匹，棉二匹。并約束官府“不得擅興發”，北方農業得到快速恢復。相比之下，東吳不論是交州邊境還是江東本地，負擔都最沉重，很大程度上就因為東吳的賦稅沒有穩定的標準，隨意性很大。
第二座大山，就是官府強行控制了很多行業貿易的經營權。除收回了正常的鹽、銅鐵的官府專營權以外，東吳還實行了不得人心的“珠禁”。交州近海，海產豐富，但東吳禁止以漁業為生的百姓下海采集珍珠。
東吳的最后一任交州牧陶璜在降晉后提到：
“合浦郡土地磽確，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
陶璜，晉時封宛陵侯
斷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那時交州的耕地稀少，農業還在初始階段，許多沿海的居民用玳瑁、珠璣、銅礦、水果與中原來的商賈交換糧食布匹。然而官府與民爭利，百姓沒有活路，只能鋌而走險，這是這個地區多發叛亂的一個重要原因。
271年，東吳很有實力的地方重將陶璜經過八年的反復爭奪，為東吳收回了交州，但這時在暴君孫皓治下的孫吳已經沒剩下幾年國運了。280年，當陶璜收到亡國皇帝孫皓的手書，勸他歸降時，他嚎啕痛哭，但別無他路，只有易幟。此后，他依然為晉朝鎮守交州，一守就是三十年。
這個時期，他才重新開放了“珠禁”，規定百姓采得上等珍珠三分之二上交，中等珍珠三分之一上交，下等珍珠允許百姓自行買賣，雖然只是有限度的開放，但也總算是讓利于民。因而陶璜在交州，口碑非常好，“威恩著于殊俗”，這正是民心，不可侮啊。
三、統治者的心態：國富民窮，急功近利地榨干民力
東吳在三國之中，論面對民族群居、組織松散，局面之復雜，不如北方，昔日曹魏不僅有東北方向鮮卑、烏丸民族虎視眈眈，西北也不安寧。就在西晉籌謀南下滅吳之際，涼州鮮卑部禿發樹機能動亂也耽擱了晉統一的日程。
論局面穩定，東吳也不如西蜀。蜀漢在南中地區，歷任張嶷、馬忠幾代都督，深受當地人愛戴，馬忠甚至被立廟祭祀。
為什么會這樣？孫吳的歷代君王清楚知道和鄰國曹魏在人口、軍力和經濟上的差距，想盡各種辦法提升國力，對待交州這個開發緩慢而又潛力巨大的肥肉，表現出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心態，也可以理解。尤其是吳大帝孫權，心里著急呀！于是以他為首的東吳精英們，將這種掠奪式的大斂財術進行到底。
南京六朝博物館孫權塑像
陸胤在任時，討伐交州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后出兵八千馀人，以充軍用”，有賺頭的仗才值得去打，既能刷經驗，還能補充人口。
另外，統治者還特別喜歡折騰，大帝孫權醞釀的貨幣改革就非常最出名。2000年時，廣州出土了3000多枚堆置成串成堆的銅錢，其中就有許多三國時東吳發行的”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大泉兩千“銅錢。在東吳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交廣為一州，從側面我們也能看到當時這個地區貨幣流通頻繁，商業非常發達。
不過，孫權是個狠人，收購了許多百姓手中的銅料，鑄錢越鑄越起勁，這批文物銅錢中，甚至有大泉五千的面值，即新幣頂舊五銖錢五千。在門閥大族把持下的東吳，超大額面值的錢，大多為大戶操縱，貴族可以以一比五千的幣值收購平民的貨物，但百姓手中的大錢，卻難以在魏、吳和南洋諸國流通。孫權的舉措終于引發了流通市場的混亂，物價飛漲，商人、百姓苦不堪言。
大泉五千，中國古錢"五十名珍"之一，傳世極少
《三國志裴注引江表傳》記載，到了公元246年時，孫權才仿佛良心發現，覺得這么敲詐百姓有那么點過火，下詔說：
“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大帝發話了，原來這一切都是侍御史謝宏的鍋。孫權不得不下令將許多大錢融化，回爐重造，不再流通，百姓的怨言才稍稍平息，但這種虛值錢帶來的財政虧空和通貨膨脹后患無窮。神奇的是，有幸存的大泉五千大錢流傳了到今天，成為了博物館的稀有珍品。
從大泉五千再到孔雀事件，交州的民心一步步走向松動和瓦解，使晉軍在南線有機可趁，東吳覆亡的前奏因此拉開。這是東吳國庫日漸豐盈，卻不肯讓利于民的結果，門閥貴族拼命聚斂財富，使得百姓“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正應了那句詩：”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這個亂世，富庶安定如交州，普通百姓的生活質量也是很差的。
子恒結語
孫吳帝國存世五十余載，積極開發嶺南邊境，將農耕文明的火種撒播在交州地區，也和南洋、中南半島上的許多國家建立朝貢關系，在海洋貿易、造船、陶瓷業等許多領域的歷史貢獻是劃時代的。
當然，既有成功的經驗，就有不成熟的經驗。孫吳開發交州，本意也只是最大限度地攫取人力、物產資源，經常對百姓來點揠苗助長性的舉措，激起了民變，可并不是因為人民天性好斗。東吳之后，兩代地方官都吸取了經驗，一代賢吏吳彥接替了陶璜。他繼續鎮守交州二十余年，史稱“威恩宣著，南州清凈“，可見百姓的心中，自有一桿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