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歷史上的“蠻族”， “團體主義”讓日耳曼民族勢不可擋
歐洲歷史上的“蠻族”， “團體主義”讓日耳曼民族勢不可擋
說起團體主義，或者說集體主義，很多人都想到的是中國。從世界文明的進化角度來看，地處于世界東方的中國，因為由農(nóng)耕文明發(fā)展而來，早期的先民為了生存，不得不抱團取暖，從而形成集體主義。
西方世界則相反，其文明的發(fā)源以游牧和漁獵為主，強調的是自我的個性解放。然而在追求自我的西方世界里，農(nóng)耕文明之下萌生的中國集體主義，還有個伙伴，那就是講究團體主義的日耳曼民族。
那么日耳曼民族的團體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的集體主義，有什么區(qū)別呢？日耳曼民族又是如何憑借著團體主義在西方世界里一枝獨秀？
一、日耳曼民族團體主義的起源
最早的日耳曼民族，大概是指在青銅器時代，生活在北歐的西方民族，因為歷史太過久遠，實際上這種說法也只是后人的推斷，沒有切實的歷史證據(jù)。
現(xiàn)代意義上的日耳曼民族，其實形成于公元前50年左右，是在強大的羅馬帝國武力威懾下，生生打出來的一個民族。
日耳曼戰(zhàn)士
公元前五十年前后，羅馬帝國正值一代大帝凱撒當政，他一邊不動聲色的改變著古羅馬奴隸制社會的共和制度，一邊用連綿不斷的對外戰(zhàn)爭來轉移國內(nèi)矛盾，同時獲取更多的利益以滿足國內(nèi)貴族的需求。
這個時候，在北歐大地上的各民族有了一個統(tǒng)一的敵人，那就是羅馬。在這些北歐民族之中，日耳曼人因為特別能打，而被羅馬帝國的貴族們所重視。
根據(jù)羅馬史書記載：
“（羅馬人）艱難地去征服前進道路上的對手，而每一次勝利，他們都得付出血的代價。”
讓驍勇善戰(zhàn)的羅馬軍隊一次次吃虧的人，正是北歐大地上的日耳曼民族。
羅馬斗獸場
其后的歷史不用贅述，羅馬帝國最終征服了歐洲大地，作為勝利者，他們當然只記得讓自己頭疼的敵人，也因此，北歐大地上的各民族都被冠以了日耳曼人的稱謂。
從日耳曼民族的起源就不難看出，日耳曼民族之所以能夠興起，是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生產(chǎn)力和社會科技都稍顯落后的北歐各民族，為了對抗征服者羅馬人，經(jīng)過艱苦斗爭，最終凝聚成一股繩，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民族，日耳曼民族。
跟農(nóng)業(yè)活動一樣，戰(zhàn)爭也是一個講究集體協(xié)作，注重團體利益大于個體利益的人類行為，在此基礎之上產(chǎn)生的日耳曼民族，不僅骨子里好斗，而且非常講究團體主義。
日耳曼民族
其后經(jīng)過上千年的歷史變遷，歐洲的統(tǒng)治者也一再的換人，但日耳曼民族骨子里這種團體主義被保留了下來，成為歐洲歷史上一個強大興盛的民族國家，也就是后來德國的前身。
二、日耳曼民族團體主義的表現(xiàn)
日耳曼民族的團體主義，表現(xiàn)在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有兩點，其一是“日耳曼法”之中表現(xiàn)出來的團體主義，其二是在家庭生活之中表現(xiàn)出來的團體主義。
1、日耳曼法中的團體主義
所謂日耳曼法，是指在公元五世紀到公元九世紀在日耳曼民族內(nèi)部流通的法律，比如著名的《巴伐利亞法典》《埃塞伯特法典》等等，都是日耳曼法的表現(xiàn)形式，這些法典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講究團體主義。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中世紀以日耳曼民族為主體的各個國家，大都處于封建社會時期，男權興盛，男人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之中擁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這一點似乎與世界其他民族都一樣。
但不同的是，日耳曼法之中，一旦一個男人跟女人組成了家庭，那么作為這個小團體的一部分，女人對家中財產(chǎn)也就產(chǎn)生了所有權，當男人要處置家庭這個小團體之中的共同財產(chǎn)的時候，他必須得征求女人的同意。
日耳曼家庭
要知道在男權至上的封建社會，女人的地位是極其低下的，中國古代甚至有“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說法。但同樣男權至上的耳曼民族內(nèi)，偏偏女人在家庭財政大權上擁有否決權，這看似是矛盾的，實則正好體現(xiàn)著日耳曼法中的團體主義。即團體之中的個體，是不能損害團體的利益的。
家庭之外，日耳曼法在土地所有權上，也具有這種團體主義特征，即土地的使用者和擁有者，同時對土地擁有一定的權力，盡管封建領主具有土地的擁有權，但封建農(nóng)奴也有土地的使用權。
這種使用權在小團體內(nèi)部，一般是封建領主旗下的莊園制內(nèi)，可以不經(jīng)過領主同意進行互相買賣，但卻不能買賣給外人。也就是說土地只能在團體內(nèi)部流轉。
將日耳曼法之中的這種團體主義延伸開來，就是《漢謨拉比法典》上著名的那句話：
“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附庸?！?/p>
漢謨拉比法典
2、日耳曼家庭中的團體主義
正如前文所說，日耳曼民族的夫妻關系之中，同處于家庭這個“團體”的丈夫和妻子，同時對家庭財產(chǎn)具有支配權。
日耳曼民族的家庭之中，這種講究團體主義的行為比比皆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就是，在日耳曼民族的家庭之中，如果家庭成員侵害了教會這個“團體”的財產(chǎn)，那么該家庭成員就會受到其他成員的集體抵制，甚至與其斷絕往來，也就是所謂的“棄絕”。
這種嚴苛的社會習俗背后，是強調個人利益要服從于公共利益的團體主義，是日耳曼民族深入骨髓里的團結和集體至上的思想。
三、團體主義對日耳曼民族國家在近代崛起的貢獻
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離我們最近的，傳承最為正統(tǒng)的日耳曼民族國家，當然是德國。從中世紀末期開始，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熱兵器時代的到來，講究團體主義的日耳曼民族迅速地在世界范圍內(nèi)崛起。
最激烈的例子自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日耳曼民族國家德國的強大。尤其是二戰(zhàn)之中，德國幾乎以一己之力單挑了整個歐洲，這其中軍隊之中盛行的團體主義，集體至上的觀念自然居功甚偉。
二戰(zhàn)前的德國工廠
拋開戰(zhàn)爭不提，隨著資本主義萌芽和工業(yè)革命的興起，社會分工更加細化，每個人在生產(chǎn)鏈條之中只能做一小部分，任何一項科技產(chǎn)品的問世，都必須要多人配合才能完成，這對于講究團體主義的日耳曼民族來說，當然是優(yōu)勢。
這也正是近代歷史上德國之所以能在眾多歐洲國家之中脫穎而出，幾次歷經(jīng)大的挫折，最終都迅速的恢復元氣，重新站在世界各國前列的原因所在。
相比于中國古代純粹講究集體大于個人的集體主義來說，日耳曼民族的團體主義既有優(yōu)勢，也有不足。
圣拱門
日耳曼民族的團體主義，跟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的集體主義有個很鮮明的區(qū)別，就是團體主義是針對于別的團體來說的。正如日耳曼民族的興起是因為與羅馬人的戰(zhàn)爭導致，團體主義的基礎，是把社會劃分為一個一個的小團體，小團體又組成大的團體，最終匯聚成一個國家。
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字眼是“別”，也就是說我的團體和你的團體是不一樣的。我的團體之所以錯在，是為了應對你的團體。
相比較而言，中國古代的集體主義，更講究的是天下大同，即在集體主義之中不強調其他集體，這個集體是包含所有的團體的，集體之中的團體之間，也沒有太多的區(qū)分。蔓延兩千年的中國古代封建歷史，其實就是在從“不同”走向“同”的過程，也就是我們說的同化。
二戰(zhàn)時被驅趕的猶太人
直白一點，就是日耳曼民族的團體主義比較排外，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的集體主義，則比較包容。
以共同對外而凝聚核心的團體主義，自然關系更為牢固，但是卻容易走向極端。近代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未嘗沒有日耳曼民族這種團體主義下的排外思想作祟。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的集體主義，過于包容的時候，難免會顯得軟弱。
四、結語
團體主義，作為日耳曼民族最核心的特色，起源于上古時期共同對抗羅馬人的經(jīng)歷，發(fā)展于漫長的中世紀連綿不斷的戰(zhàn)爭，并最終以近代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以日耳曼民族為主體的德國的突出表現(xiàn)證明了其價值，可以說是深入日耳曼民族骨髓的一種文化。
這種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產(chǎn)生的，也不是僅僅表現(xiàn)在戰(zhàn)爭領域。事實上日耳曼民族不管是社會組織結構，還是日常生活之中，都充滿著團體主義的存在，并一直持續(xù)至今。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團體主義即塑造了日耳曼民族的強大，也鑄就了日耳曼民族的苦難。
如今的世界已經(jīng)是多民族融合，各種文化交相輝映。團體主義早已不是日耳曼民族的專屬特質，但歷史上日耳曼民族因為團體主義或成或敗的故事，依然值得后人借鑒。
參考文獻：
《漢謨拉比法典》
《德意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