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黃家駒-視野
每年端午節，在香港大嶼山的大澳漁港，總會響起龍舟競渡的鑼鼓聲。
1993年6月24日，農歷五月初五的清晨，大澳依然有龍舟拖著載有神像的小艇巡游水道，岸上居民朝著龍舟祭拜，祈求闔境平安。而就在幾個小時前的日本，在一場游戲節目的錄制現場，黃家駒從舞臺不慎跌落，頭部最先著地，陷入昏迷。
一起參加節目的黃家強在舞臺上目睹了哥哥發生意外的整個過程。在醫院急診室外等候的時間里，他感到害怕，給香港的父母打電話，“你們快來，二哥出事了。”老人聽到消息，一邊被意外的打擊擊中，一邊卻又在本能地保有著某種期待，“今天是端午節，很難出事的，他一定沒事。”
一周后，黃家駒去世。那個端午節短暫的凌晨，是他人生中度過的最后一個節日。
而對他的懷念與批判，在接下來的20年中一直余音繞梁。這個夏天，在黃家駒逝世20周年的前與后，記者兩次專訪黃家強。拋開Beyond團員的身份，這里只有一一個弟弟對哥哥的最樸素的理解。
那個每年都會舉辦“龍舟游涌”的大嶼山，是少年時兄弟二人最常去的度假地點。如今，回憶起和哥哥共度的歲月，十幾歲時在大嶼山燒烤、游泳、租住民宿的日子依然是最先在黃家強腦海中浮現的場景。
“家駒喜歡召集朋友，組織各種活動。”黃家強印象中的哥哥性格開朗，精力充沛，從那時起便是朋友圈中自然而然的領導者。
70年代的香港，大多數經濟并不寬裕的家庭會選擇申請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租金便宜，面積也剛好適應普通家庭的生活需要。其中歷史最為悠久的一個社區便是蘇屋邨。它的設計就像一個布滿抽屜的組合柜，最大程度地承載著居住需求。那時，黃家駒的父母就帶著五個子女，住在其中的一個抽屜里。
公屋的每一層都有二十幾戶家庭，而一個家庭中七八個人住在一起更是常有的事。兄弟二人并不為此感覺困擾，這樣的生活環境反而為他們帶來了眾多朋友相伴的少年時光。“那時朋友很多，一出來整一行都是小孩。打打鬧鬧，我們都是野孩子。”
蘇屋邨向北十幾公里的猴子山（金山郊野公園）是野孩子們的游樂場。周末的上午，黃家駒常常會偷偷帶著弟弟，和朋友們走上一個多小時，到山頭抓草蜢、蜻蜓，或者跳進山下的水庫里游泳。水庫的水很深，還會偶爾被爛木頭、碎玻璃劃傷，但這些小小的危險完全無法阻擋野孩子瘋玩瘋鬧的熱情。回憶起少年的后花園，黃家強仿佛重新置身其中，神情變得輕松起來，“我和家駒就是在山頭這種環境之下長大的，比現在小孩的生活有趣得多。”
由于相差只有兩歲，黃家五兄妹中的老四和老幺，從小就玩在一起。這種關系在黃家強加入Beyond后，變得更加堅不可摧。
“如果不是因為家駒，我可能這輩子都不會玩音樂。”黃家強曾多次在公眾場合這樣表達。但最初令他反感的，卻也正是哥哥黃家駒所玩的音樂。
正如許多傳奇的人生始于不那么傳奇的開始一樣，黃家駒的音樂之旅源于在父親的機械廠房玩耍時，撿到的一把破吉他，那年他15歲。
從此，在黃家強的印象中，哥哥外出和朋友聚會的時間少了，更多的時間留在房間里練習吉他。起初練習的是一些基本指法和旋律，過程很枯燥，“一點也不好聽”。一般下午練習時，只有兄弟二人在家。黃家強覺得吵，賭氣把電視聲音開大，黃家駒就會彈得更大聲，兄弟倆一聲不吭，用手指彼此較勁。
較勁持續了三四年，直到有一天，他被搖滾樂的“好玩”吸引了，開始在黃家駒的推薦下學習鍵盤，隨后改學貝斯。1983年，19歲的他加入Beyond，開始在事業上同哥哥產生交集。
邀請黃家強加入Beyond的是葉世榮，并非黃家駒。當時，黃家強剛剛練習貝斯半年，他猜想也許是哥哥覺得自己技術還不夠好才沒有找他。
在黃家強眼中，黃家駒是個倔強的人，做事情總有自己的邏輯。“怎么去玩一個游戲他都有要求，有時候甚至覺得這個道理就是真理。”
小時候十幾個孩子一起打排球、踢足球，黃家駒永遠是其中最認真的一個。別人犯規對于他來說是很嚴重的事情，他會發脾氣，沖上去和對方理論，要求嚴格按照規定游戲。“只有他一個人很認真的時候，其他人都不會跟他去斗嘴，就讓他玩。”笑著吐出這番話時的黃家強，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兄長。“他并沒有錯啊，只是嚴格一點，那我們就跟著他的規定去玩就好啦。”
很難說黃家強所說的僅僅是游戲，還是音樂。
黃家強對哥哥寬容又依賴。雖然僅僅年長兩歲，但在黃家強心目中，黃家駒有足夠的作為兄長的威嚴。他在生活上，更在音樂上引領著黃家強。
起初為了謀生，Beyond的四人并沒有全職做音樂。黃家駒做過辦公室助理、紡織廠采購，最后在葉世榮的介紹下，到了保險公司做銷售員。
黃家強說他的業績并不好。黃家駒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公司規定的保險單數，不夠單他就去馬場找客人，找夠了客人就回家練吉他。那段時間里，在Beyond位于香港洗衣街的練習室，日后著名的“二樓后座”中，常常能夠看到這幾個年輕人匆匆聚在一起，西裝筆挺地彈撥吉他，敲擊架子鼓，瘋狂搖滾。
1987年，專輯《阿拉伯跳舞女郎》發行之后，樂隊決定全職做音樂，賭一次前程。實際上，所謂的全職，也只是在發片間隔期，一周兩次，到酒廊駐唱。
不同于大多數“酒廊歌手”，Beyond只唱自己的歌，但他們并不指望和臺下的觀眾——或者說顧客——有更多的互動。“明知他們不聽你，互動煩到他們，別人會罵你。”有時也會有一些歌迷慕名趕來，環繞在離舞臺最近的地方，“一直看著他們唱，不看太遠就好了。”
很難說那段并不順利的全職音樂人經歷究竟給黃家駒帶來了哪些影響，哪些堅持被消磨，又有哪些熱情被加強。黃家強仍然記得，在新專輯發行之前，唱片公司明確地告訴樂隊，“如果新專輯還是不能賣，這張結束你們就回家吧。”
時隔一年后，新專輯《秘密警察》一舉達到雙白金（10萬張）銷量。
在這張專輯中，已經褪去了此前樂隊的硬搖滾風格和各種稀奇古怪的實驗性元素。他們脫掉之前封面上離經叛道的阿拉伯裝扮，剪短頭發，換上清爽的白色西裝。在音樂風格上，也開始顯現出某些更加適應大眾品位的改變。
現實者稱贊這是黃家駒的聰明之處，理想者認為這是偶像的無奈妥協。在黃家強看來，這種妥協卻恰恰是哥哥的另一種堅持。
“不是妥協，是適應。”他強調。他說對于這種適應，黃家駒并沒有表現出太多掙扎，反而是自己接受起來比哥哥更慢一些。
黃家駒再一次用自己的道理說服了弟弟。他告訴黃家強，樂隊必須要把音樂的水平拉低一點，做得更簡單，吸引到普通歌迷后，才能有更多資本去做自己喜歡的音樂。“其實一直都在變化，說回來只是我們善于變化而已。”
變化的過程中，黃家強始終追隨著哥哥，他信服哥哥的判斷。
他印象中，黃家駒內心敏感，視野廣闊，不僅局限于音樂，“對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他看來，哥哥的這種思考在1991年非洲慈善之行歸來后得到了明顯的加強。之前在慈善團體的邀請下，黃家駒完成了一次對新幾內亞的探訪。當他回來再次受邀探訪非洲的時候，就叫上了團隊的另外三名成員。黃家強記憶中，哥哥當時的態度熱切而真誠，“他說你們三個一定要跟我去，我看到了很多事情，你們也應該去看。”
這次東非之行對黃家強的沖擊同樣巨大。一方面，他被眼前非洲真實的貧困狀態所震撼；另一方面，他也對哥哥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多理解和認同，哪怕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停留在一個宏大的概念層面。
黃家強并不把哥哥的這種熱情看做是對政治的關心。相反，他依然覺得黃家駒并不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反戰、公平是搖滾樂很普遍的題目。雖然我們不是很政治的樂隊，但是也順其自然地走到了反戰。”
黃家駒善于把思考轉化成就著旋律吐出的歌詞，而弟弟黃家強，更習慣用“自由、平等、愛、和平”這樣的一連串詞匯來形容對黃家駒思考內容的理解。
1992年，黃家駒扔下“只有娛樂圈，沒有樂壇”的香港，和Beyond成員一起奔赴日本——他們眼中更優質、純粹的音樂所在，最終卻意外跌落在娛樂舞臺上。當時他們參加的那檔當紅游戲節目，叫“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由于在日本還沒有站穩腳跟，只辦過一場一兩千人參加的小型演唱會，而朋友大都在香港，黃家強覺得，那段時間大家過得并不算開心。
他沒有問起過黃家駒，越是親近的人之間，似乎越是有些話難以啟齒。但他猜想，有一首歌《遙望》，也許是黃家駒在日本創作的。“隨著歲月，無盡愛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峰的眼光失去了方向”。
黃家駒曾說過，“我背著吉他，就像背著一把寶劍。”意氣風發的他不曾想到，自己會以這種方式離場。他也不會再有機會看到20年后，同樣是搖滾青年的弟弟變得更加穩重、務實，成家立業，手中的貝斯變成兩個嗷嗷待哺的嬰兒。
20年了，一切似乎都在漸漸淡下去。當時目睹哥哥從舞臺上摔下去時，黃家強腦中一片空白，他說自己只有一個念頭——“摔下去的不該是他，應該是我。”多年之后，激動的情緒漸次平復，而那段過往，他卻依然很怕提起。不敢提，也不想提。
黃家駒離開后，樂隊剩下的三名隊員重返香港。當回到曾經共同寫歌、練琴的練習室時，常坐的位置還在，卻永遠缺席了那個曾經一起聊天、玩笑、揮汗如雨的兄弟，黃家強說自己甚至不敢碰哥哥留在里面的東西。
“當你自己真正經歷了傷心難過的事情后，你會知道——原來時間真的沒用，什么也沖淡不了。”
總會有一些曾經共同生活的細節被沖淡，他現在已經很難回憶起年輕時和哥哥常聊的話題了。但時間，也同樣會選擇性地加強另外一些記憶。比如年少時在大嶼山度假的時光，比如剛剛組建樂隊時一起排練的場景。黃家強喜歡回憶十幾歲的那段歲月，“可能是因為那時比較輕松，沒有太多所得和損失。”
他說自己偶爾也會夢到黃家駒，多半是一些瑣碎的生活場景。“夢里從來都不會發現他已經走了”，黃家強說，做這樣的夢時他總是覺得很舒服，就好像哥哥還在生活里。
黃家強說自己現在有時會翻看哥哥舊時的照片，而聲音和影像至今不敢主動接觸，特別是慢歌。
曾經在表演時站在哥哥旁邊專注彈貝斯很少唱歌的黃家強，在黃家駒離開后，開始站在舞臺中間演唱。他一度努力試著模仿哥哥的聲音，盡力去唱。一方面渴望他的聲音還留在樂隊里，以另一種方式得到延續；另一方面，Beyond雖然依然有眾多歌迷，但也有不同的聲音質疑樂隊是否還能再繼續下去，“我不想別人小看我們”。
后來，黃家強慢慢感覺不再有這個必要。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音樂態度和喜好，即便兄弟，也不可能一模一樣。他發現自己純粹的模仿也終究無法做得比哥哥更好。
他說自己開始試著去延續家駒的音樂精神，“他對世界的看法”。采訪中，他開始再次使用“愛、和平、世界大同、人權”這些詞匯來闡述哥哥的音樂精神。
或許是由于采訪中的許多問題，黃家強在哥哥逝世5周年、10周年、15周年以及剛剛過去的20周年都曾回答過，他難以表現出特別的興致；又或許在死亡突然降臨之前，兄弟二人固然親密，實際上卻并不真正熟悉對方，問及哥哥的想法時，他常常會以猜測作為回答。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作為音樂人和音樂人的關系，甚至超越了哥哥和弟弟的關系。
也許所有生離死別過后帶來的完整，都不是源于延續了對方，而是看到了自己。
他說平日里黃家駒創作時都是自己一個人寫歌，錄音時大家才會聚在一起。當年試唱《喜歡你》，盡管黃家強知道這首歌旋律感強，多半會火。但那對于他也只是一首流行歌曲，和當時自己心目中的搖滾相去甚遠，“都沒太大感覺”。那一年他14歲。
而就在今年，黃家駒逝世的第20周年，49歲的黃家強為哥哥寫下了一首相似的歌——《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