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界“潛規則”-視野
華盛頓為啥當不了袁世凱
大陸會議推選年輕的華盛頓為大陸軍總司令，其實和其個人威望沒有什么關系，而是因為華盛頓是獨立派高層里唯一一個有軍事素養的成員。而且這個位置在“系統內部”也不是很受歡迎——當時大伙都知道輸的可能性比贏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一旦事敗，“總司令”必然是要上英國人的絞刑架的。
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北美獨立戰爭”中真正的主角應該是英國和法國。對法國而言，北美獨立戰爭其實是其同時期在全球范圍進行的英法戰爭的一部分。
獨立戰爭最終結束的標志，是1783年美英在法國巴黎簽署的《巴黎條約》。關于華盛頓，在很多文章中都有類似這樣的描述：在獨立戰爭勝利后，華盛頓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威望搖身一變為“華盛頓一世”，而是在連任了兩屆總統后，恬淡心安地回到弗吉尼亞的佛農山莊，在平靜中走完一生……如此這般。
不過問題恐怕沒有這么簡單，就當時的政治態勢來看，換做任何一個人，恐怕都沒法把自己變成“××一世”。美國自身并沒有主導獨立戰爭的勝負，因此沒有哪一支政治力量通過戰爭建立起了屬于自己的絕對權威，更遑論出現單個的強勢政治人物。而更重要的是，在美國政治群龍無首的背后，是美國經濟存在明顯的“二元制”。
戰后（獨立戰爭）美國國內的政治派系主要有兩支：由亞當斯和漢密爾頓領導的聯邦黨，以及杰弗遜領導的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非常喜歡英國的王室體制，曾主張建立君主制，不過他們考慮的人選并非是華盛頓，而是從歐洲找一位根正苗紅的“藍血貴族”來做國王。最后因為聯邦黨缺乏權威性，沒法“統一意見”所以搞不起來，于是退而求其次，主張建立強勢中央政府，搞精英政治。民主共和黨人恰恰相反，他們反對中央集權，主張強化地方政府，最好搞邦聯制才好。華盛頓自稱自己是“中立派”，不過在具體行事上他更傾向于聯邦黨一些。
而這兩黨的政治斗爭背后，則是美國南北經濟模式之爭。聯邦黨的支持者主要是北方新英格蘭地區的工商業資本家，當地氣候寒冷，不適宜搞農業種植，所以只能搞工商業，對他們而言，加強中央集權有助于統一國內市場，政府有能力通過關稅壁壘和財政補貼來扶持資本家搞工業。而搞精英政治則可以在話語權問題上把南邊的土包子們排除出去，同時他們還希望國家建立強大的軍隊，為“資本主義事業保駕護航”；民主共和黨的支持者則是來自南部的農場主，人家大老遠從歐洲移民到北美，追求的就是“桃花源”式（對他們來講可能說“烏托邦”更合適）的田園生活，自然不會歡迎一個什么都管的強勢政府，他們也不希望建立龐大的軍隊，特別是“燒錢”的海軍，因為對他們而言這只意味著高賦稅。
外交方面，聯邦黨比較“親英”一些。原因很簡單，雖然獨立了，但工商業的主要貿易對象還是英國。這一點和現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是一個道理，雖然政治上獨立了，無奈經濟上和過去宗主國的聯系斷不了，所以還得在政治上靠向原來的宗主國。美國工商業集團在當時的處境就是這樣。民主共和黨則比較“反英”，原因一樣很簡單，對政客們而言，“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對他們背后的農場主而言，在獨立戰爭期間英國人為了打擊美國經濟，以“正義”的名義，解放了不少南方農場的黑奴，農場主們因此損失慘重——這一招后來在南北戰爭中又被北方資本家給學去了，繼續用在南方的黑奴們身上。
在這種政治態勢下，無論是誰，真要是頭腦發熱做了“××一世”，他的下場恐怕只會比中國的袁世凱更糟糕。
游戲規則：美國的政治生態
要談論美國的國內政治，第一個關鍵詞就是利益集團。
從美國政黨的角度說，偏左一些的民主黨背后主要是華爾街的金融界、以硅谷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界和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傳媒界，以及律師和其他各種工會，偏右一些的共和黨，代表的主要是軍工產業、石化產業，以及各種宗教保守組織。不過這只是泛泛而言，實際操作中，民主、共和兩黨是存在“交叉持股”現象的，所以在利益上具有很強的同一性——當然，最重要的是通過對外資本擴張，美國總會有新的利益進賬，所以各個集團之間不存在零和博弈的問題。西方的政黨體制發展到現在，它的一大特征就是政黨沒有固定的黨員，沒有明確的綱領，作為金主的大財團則往往會“兩邊下注”，所以說不同的政黨背后所代表的利益具有同一性，黨派間的政治博弈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同一集團內部不同路線的斗爭，具體到美國，就是聯邦政府是“弱勢”一些還是“強勢”一些，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左、右”斗爭。
真正可以“分得清”的是政黨背后的利益集團，美國強勢的利益集團首先就是華爾街的金融集團，這個圈子主要是由猶太人構成的。憑借龐大的財力，猶太集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甚至可以說是控制了美國的政治。
除了華爾街，美國最強勢的利益集團是由國防工業、石油公司以及“黑水”這樣的國防承包公司構成的軍工石油集團。需要注意的是，這一集團里猶太人如今同樣占了很大的份額。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布了第68號文件，“號召美國經濟在和平時期實行全面的動員”，由此軍工集團開始迅速膨脹。現在軍工集團的前臺代理，是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歷屆的國防部長和國務卿等人物，如果查其背景，多半都會和這一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仔細研究美國各個軍兵種的武器裝備配置，會發現有很多裝備從技術角度說其實都可以幾家通用，但偏偏它的各個軍種都寧可加重后勤的負擔也要各搞一套體系。美軍的裝備體系這么搞“重復建設”，究其根源也是因為軍工集團的因素，軍隊的軍品采購必須得讓幾大軍工企業都能撈著好處，而這些軍工企業，在美軍當中也都有各自的代理人，所以各軍種的采購渠道也都涇渭分明。
如今美國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20％左右，而國防開支占到了全世界總額的40％，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臨時撥款——最近幾年美國追加的軍事費用動輒以百億、千億美元來計，與之對應的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投入則是以億或者十億來計算的。這些錢里的絕大多數最后都進了軍工集團的腰包，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這個集團熱衷于搞強勢的聯邦政府。
除此以外，美國給以色列等國的貸款和資金援助，一般也是指定其只能用于購買美國武器的，這筆錢轉了道彎兒，最后也是要歸美國軍工集團的。
一國內政的決定因素
美國政治的另一個關鍵詞是“政策延續性”。之前一般的印象是：美國總統是有任期限制的，即便哪一任出了問題，大伙最多只要忍耐四年就好了，之后隨著新一次大選的到來，修正的機會也就來了，所以美國政治體制的特點在于其具備“糾錯性”。真實情況則可能并非如此，這倒不是說美國政治背后一定有什么“大陰謀”之類的東西，而是由美國天然的政治架構決定的。美國搞的是三權分立體制，即在理論上，總統、議會、最高法院三方相互制衡，相互牽制。這里面有任期限制的只是總統，議員和大法官是沒有任期限制的。
這樣一來，所謂“三權分立”，其中“兩權”都是不受任期限制的。行政部門要做任何事情，就必須受到國會這個立法部門以及最高法院這個解法部門的限制。總統的主要職權限于外交而非內政，而要決定一個大國的走向，又往往是“三分外交，七分內政”。
往好處說，這種結構在限制了行政權力被濫用的同時，也保證了國家戰略的延續性。而往壞處說，這種結構決定了一旦國家大政方針出了問題，總統想作調整也將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
當初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靠的是搞獨裁，也就是跳過議會和法院來行事。這其實是一種“不講理”的路數，羅斯福能這么干靠的是家族顯赫的地位加老百姓的“個人崇拜”，再則是當時正好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處于戰時體制，總統可以搞集權。不然的話，你要羅斯福遵守“游戲規則”，那單是新政中的一條最低工資制，最高法院就可以用“違憲”給頂回去——1920年時他們就是這樣干的。
而在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企業可以無限制給競選人提供資金，這就等于是說企業可以無限制地去主導選舉，誰最有錢誰捧的競選者就可以當選。在羅斯福之后，很難說還有哪個美國總統可以再這樣干一次。
總之，一國內政到底如何，起決定性作用的并非是什么“政治體制”或是“游戲規則”，而是取決于設計、參與“體制”和“游戲規則”的都是些什么人，拿一句大家熟悉的話說，就是取決于這個政權的“階級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