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極布朗斷崖上的笛聲-文明

攀登南極大陸布朗斷崖，雪霧肆虐，能見度極差。人們相跟著，踩在先行者的腳印里，艱難向前。
　　
　　南極的雪顆粒感十足，表面結有牛皮紙般的硬殼，一經踩踏，噗地陷落，入腳深淺神鬼莫測。故專業探險隊員先行踩點，用紅色小旗標出安全地段，以防人們落入雪淵，性命難保。
　　
　　在沒膝積雪中跋涉，類似在爛泥中拱路。我糾結不清——是走沒人走過的路，還是亦步亦趨地在前人腳印中討生活？
　　
　　前者較省力，安全有保障，缺點是易傷腿腳。雪中腳印，是前人猛力蓋下的戳。他踩踏的深度、踝的彎曲度、用力的方向……都冰冷執拗地凝固在雪穴中。你必得全盤接受，沒有絲毫商榷地框入這堅硬無比的“鐵鞋”。稍有差池，腳踝、膝蓋便會受傷。幾番驚懼之后，我憤而另辟蹊徑，獨自在皚皚積雪上踩出新途，耗力深重。
　　
　　我邊爬邊琢磨：為什么企鵝奔走順風順水，不會扭傷踝關節？人則這么倒霉……按說在攀緣中不宜思索其他，幸而南極空氣極為凜冽清新，大腦能在人氣喘吁吁的同時，一心二用。企鵝的薄膜狀蹼腳，可在雪上滑行；而笨拙的人足，蜷在僵硬的防水靴中，抓地不牢。企鵝呈炮彈樣的流線型身體，重心相宜；人被防寒衣褲外加救生背心層層包裹后，如同蹩腳粽子，重心不穩。企鵝的膝蓋得天獨厚，向后生長，拐動靈便至極；而我等脆酥踝骨，哪里適合在冰雪中跋涉啊……千辛萬苦終于登上布朗斷崖。山頂和山腰所見略同，都是奶酪般的濃霧。忽聞悠揚笛聲，猶如一道陽光斜掃，周遭瞬間被點亮。
　　
　　什么人會有閑情逸致在曠莽南極奏悅耳小調？莫非是我的幻聽？
　　
　　“你可聽到什么？”我小聲問老蘆。
　　
　　“笛聲。我知道是誰吹的笛子。”老蘆胸有成竹地回答。“你看見吹奏者了？”我大惑。“猜的。肯定是喬納森啊。除了他，誰還有這份雅興？”老蘆篤定地回答。
　　
　　我日后向喬納森求證時，他正倚著船舷觀冰景，快活地捋著大胡子說：“嘿！原來你們聽到了！”我說：“以為是仙樂。”喬納森道：“我只顧吹，沒看到人。再說也看不見，濃霧彌漫。”
　　
　　我說：“聽到笛聲的人都很喜歡。”喬納森遲疑了一下，說：“抱歉，我并不是吹給人聽的。”“那是吹給誰聽？”我不解。“吹給南極的冰雪聽，吹給企鵝和海豹們聽。”老漢揭開謎底。
　　
　　“那曲子叫什么名？”我問。“是一首英格蘭民謠——《吹向南方的風》。”喬納森答。
　　
　　喬納森先生的正式身份是英國教授、地理學家。他在船上有一堂講座，介紹20世紀英國南極科考站狀況。好多人對這個題目感興趣，不料授課那天，風浪驟起，抗冰船劇烈抖動不停。暈船這個無所不在的幽靈，將絕大多數人按倒在床上。
　　
　　我頭暈目眩，瞳孔無法準確聚焦，像個無可救藥的醉鬼。我加倍吞服了“極友”們送的暈船藥，準備去聽課。
　　
　　老蘆說：“別去啦！你若吐在課堂上，添亂。”我說：“這藥力道兇猛，我能感覺到它強力抑制了大腦的嘔吐中樞，我不會當場吐出來。趕緊走吧。”
　　
　　我們相互攙扶，踉蹌到了課堂。算上我們倆，共4個聽眾。倚著講臺的高大的喬納森先生，略顯落寞。中方領隊道：“船上能站起來行走并聽課的人，全都到了。喬納森先生，請開講吧。”
　　
　　滿頭白發的喬納森先生開始講述——
　　
　　1974年至1975年，我作為海冰專家，在英國駐南極的波斯布拉站工作。它的具體位置是南緯71度，距海岸線300公里。站非常小，只有4個人。房間面積24平方米，工作、住宿以及所有活動，都在其內。帳篷、裝備、儲藏食物的箱子等等，都放在室外。南極在盛夏也會下大雪。箱子埋在厚厚的積雪中，里面食物的新鮮度很好。只是需要的時候，得刨開冰雪，翻來翻去經常找不到。
　　
　　5月至8月是南極的極夜期，看不到陽光，最難熬。那時候沒有網絡，也沒有電話，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做測量，寫各種科學報告。屋內的打字機，總是噼里啪啦響個不停。
　　
　　吃的全是罐頭和壓縮食品，沒有蔬菜和水果。怎么洗澡呢？先把雪塊抬進屋，等著它融化成水，然后燒熱。沒有洗澡設備，我們找了一塊鐵板，在上面鑿了一些眼。另一個人把水從上面澆下來，滴滴答答就成了淋浴。理發時，也要互相幫助。如果你發現照片中我的發型不夠美觀，那不能怪我，只能怪我的室友手藝差。
　　
　　最害怕的是得病。幸好我們身體都很棒，不過有一個人牙齒出了毛病，腫得非常厲害，沒辦法，他就自己動手把大牙拔下來了……
　　
　　我的訝然之色被喬納森先生看在眼里，他補充道：“那隊友挺能干的，事先給自己打了嗎啡，然后又喝了不少朗姆酒。他自己給自己拔了牙，靠著吃藥總算熬過來。”
　　
　　為了證明所言不虛，喬納森展示了那張著名的照片——20世紀50年代，俄羅斯南極科考站的醫生，給自己做了闌尾切除手術。
　　
　　闌尾一旦發炎，很可能穿孔，膿液流淌，惡化為急性腹膜炎，命懸一線。如果有人發病，醫生會立即給他做手術。可病的是醫生本人，怎么辦？好在該醫生大腦尚且清醒，他決定自己動手，于是對著鏡子，他將闌尾切除，最終康復。
　　
　　當時英國科考站的室外氣溫，為零下三四十攝氏度，測到的最低溫是零下49攝氏度。夏天偶爾能升到零下3攝氏度，人們感覺熱死了。
　　
　　我祖父和我父親，都投身于南極科考事業。此站選址，就是我祖父做的決定……
　　
　　喬納森先生開始和大家互動。
　　
　　我問：“您執行完南極科考任務，重返文明世界，有何感受？”
　　
　　喬納森先生答：“感受就是——害怕！我已經習慣了和寂靜的冰雪打交道，和不會說話的動物打交道。一旦回到人滿為患的世界，就會驚慌至極，完全不知所措。南極的環境不是友善的，甚至非常險惡。我們之所以能存活，全依賴彼此的信任和溫暖。比如和我睡上下鋪的隊友，人非常好。分別在即，一想到今后我再也見不到他了，我非常傷感。于是，我把他變成了我的妹夫。現在，他是英國南極局的首席科學家，同時，我妹妹生活也很幸福。我呢，也能經常見到他啦！”
　　
　　僅有的4個聽眾頓了一下，才理清人物關系。正巧“歐神諾娃號”抗冰船來了個蹦床般的跳蕩，掌聲頓時變得極為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