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也是有名字的-視野
你聽過“克林賀夫”這個名字嗎？
大概沒有。但許多歐美人記得這個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輪被中東暴徒劫持。在劍拔弩張的沖突中，這位上了年紀的美國游客被槍殺了，尸體丟進了地中海。
在幕后為劫船獻計的阿巴斯，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要員。兩個月前，當阿拉法特在阿爾及爾對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場時，美國記者尖銳地逼問阿巴斯：“克林賀夫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淡淡一笑，回答：“或許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復使美國人熱血沸騰，媒體競相報道他這句“草菅人命”的話。
他只說了那一句話嗎？不是，但大多數報紙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緊接著的言論。他反問：“以色列可曾對被他們槍殺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難過？美國可曾對格那達的無辜犧牲者表示遺憾？我倒真希望我們犧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賀夫一樣出名。你能不能說得出十個被以色列瓦斯槍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說不說得出來十個被以色列士兵殺死的巴勒斯坦孕婦的名字？”
記者愣在那里。
他們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因為那些死者，包括少年、孕婦、嬰兒都是無名無姓的老百姓。慢著，你說，可是克林賀夫也只是一個尋常百姓。不錯，那要看是誰家的百姓了；克林賀夫是個美國人，他的死，和幾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語。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價格？或許你一點兒也不驚訝，因為你是中國人。
裕仁天皇重病，號稱民主國的國民匍匐在地，為皇上圣體祈禱，全國沉醉在帝國時代“美麗”又“哀愁”的懷舊浸漬之中。
我心里開始微微地緊張：害怕在臺灣的報紙上看見刺心的文字。會不會有中國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懷舊的甚至于“愛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寫裕仁之將死？臺灣的媒體是否會像日本的媒體一樣，派出記者到皇宮前扎營，報道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數、心跳的頻率、昏睡的時數？
你不能說我杞人憂天。關于神風特攻隊的日片到臺灣上演時，所有的報紙都刊了醒目的廣告，用最激勵的字眼要中國觀眾去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賞他們如何置個人死生于度外，為國家犧牲犯難；用最動人的字眼要中國觀眾去體會那些“健兒”與父母、情人訣別時的痛苦與莊嚴……
這些電影商設計的巨幅廣告，要中國人為“神風特攻隊”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動。你不記得了嗎？
我記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緊張，害怕見到中國文字，要我準備為日本天皇之死覺得難過、惋惜。
在我正緊張的時候，英國的《太陽報》卻大張旗鼓地對裕仁批判起來。這真是異數。大部分的西方媒體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禮如儀”地報道。歐洲人對日本的經濟“侵略”非常在意，步步為營，對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歷史，卻沒有多大興趣，那畢竟是別人家的事，“與我無關”。
《大陽報》用了嚴厲的言辭指控裕仁的戰爭責任，強調了日軍的暴虐殘酷，陳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驚訝地叫了一聲，《太陽報》是在為咱們中國人說話嗎？
不是。《太陽報》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萬計的中國百姓，而是以百千計的英國俘虜——他們在俘虜營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過去了，西方已不再時興談日本的戰爭責任。一旦談起時，人們心中記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較之下極其少數的英國百姓。有誰記得那千萬個沒有面貌、沒有名字、沒有聲音的中國百姓呢？
有些中國人是記得的。《中時晚報》副刊就曾經以“我們要求裕仁對中國人謝罪”為專輯主題。這樣的言論，會不會引起日本社會的注意？會不會成為西方媒體的新聞？
沒有。我不曾在歐洲任何報紙上讀到“中國人如何看日本人”的報道。但是，當廣島市長說“天皇應該為戰爭負責謝罪”時，它卻成為重要新聞。而廣島市長認為天皇應該謝罪的人物是誰呢？當然是蒙受原子彈大難的日本人！除了他們，還會有誰呢？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說：美國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貴重；英國人、日本人命，比中國人命值錢；SoWhat？在封建社會，路上失控的一輛馬車，可能壓死一個王孫貴族，也可能撞死一個賣油郎，結果就是不會一樣。大街小巷會把那慘死的貴族的姓名掛在嘴邊，路可能因而拓寬，車馬行駛條規可能因而更改，馬車夫可能因而入獄，誰也不會記得那賣油郎的名字。
你說的當然不是全沒道理。人的價值往往由權勢的大小來評定。四十年前，吉普賽人也是攜老扶幼地進了集中營，剝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輿論中，有多少聲音是為他們而發的？流浪的、不識字的、沒有國家的吉普賽人，沒有權勢，沒有聲音。
可是我相信權勢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們覺得這個世界似乎對中國人的苦難相當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國人自己對自己的苦難相當淡漠。大陸的情況我不敢說；在臺灣成長，我只記得全島的學童為光復節等節日游行、演講、彩排歌舞話劇，用極大的人力、物力鋪排繁華升平的氣氛。只是從來不見，在“七七”那樣的日子，中國人用一天的時間肅靜下來，哀矜過去、審視未來，深沉地面對一下民族的靈魂，從來不見。
怎么我們對歷史的創痛那么容易忘記？當我們自己對人命漠然的時候，又如何能怨懟別人漠視我們的苦難？
中國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須自己先記得。你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