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主持了父母離婚-情感

我一度認為父親與母親的生活也將揭開嶄新的一頁。可等到我從中央團校畢業以后，父親又把他的離婚的問題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親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從一解放起，差不多，總是父親來找我，來訴苦，來出題目，來講他的苦衷，講他這一生有多少潛力被壓制著，因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這種狀況有時候讓我痛苦、無奈直到憤慨。為什么我從十來歲就要背起自己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還有上一代人的種種重擔！
　　
　　從理論上我認定，父親與母親離婚有可能為他們創造新的可能，離婚有可能成為一種文明，我來操辦。
　　
　　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他在北大上學時同室舍友有文學家何其芳與李長之。父親北大畢業后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讀教育系，三年畢業。回國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級商業學校校長。
　　
　　父親大高個兒，國字臉，闊下巴，風度翩翩。說話南腔北調，可能他是想說點顯閱歷顯學問的官話至少是不想說家鄉土話，卻又沒有說成普通話。他喜歡交談，但談話思路散漫，常常不知所云。他熱愛新文化，喜歡與外國人結交。惠我甚多的一個是反復教育我們不得駝背，只要一發現孩子們略有含胸狀，他立即痛心疾首地大發宏論，一直牽扯到民族的命運與祖國的未來。一個是提倡洗澡，他提倡每天至少洗一次，最好是洗兩次澡。直到我成年以后，他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邀我們包括我的孩子們他的第三代人到公共浴池洗浴。第三則是他對于體育的敬神式的虔誠崇拜，只要一說我游泳了爬山了跑步了，他快樂地渾身顫動。他的這些提倡雖然常常脫離我們的現實條件而受到嘲笑抨擊，但仍然產生了影響，使我等認定挺胸洗澡體育是有益衛生的好事。
　　
　　父親對我們進行了吃餐館ABC的熏陶。尤其是西餐。怎樣點菜，怎樣用刀叉，怎樣喝湯，怎樣放置餐具表示已經吃畢或是尚未吃好。他常常講吃中餐一定要多聚幾個人，點菜容易搭配，反而省錢。而西餐吃得正規，并對不認真的，沒有樣兒的吃飯，如蹲吃、歪著身子吃、趴吃、看著報紙吃疾惡如仇。
　　
　　母親一生極少在餐館吃飯，偶然吃一次也是不停地哀嘆：“花多少錢呀，多貴呀……”而父親，哪怕吃完這頓飯立即彈盡糧絕，他也能勝任愉快地請人吃飯，當然如果是別人請他，他更會興高采烈。眉飛色舞。我曾經諷刺父親說：“餐館里的一頓飯，似乎能夠改變您的世界觀，能使您從悲觀主義變成樂觀主義。”父親對此并無異議，并且引用天知道的馬克思文案，說：“這是物質的微笑啊！”
　　
　　童年的隨父用餐給過我不美好的印象。父親和一位女士，帶著我在西單的一家餐館用餐，飯后在街上散步，對于我來說，天時已晚，我感到的是不安，我幾次說想回家，父親不理睬。父親對此女士說：“瞧，我們倆帶著一個小孩散步，多么像一家三口啊。”女士拉長了聲音說：“胡扯！”后來又說了一些話，女士又說了胡扯，胡扯還是胡扯。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有一種本能的反感。而且我大致想，父親并不關心我的要求。
　　
　　第二天我向母親“匯報”了這次吃飯的情況。反響可想而知，具體究竟隨此事發生了什么，我記不起了。但是母親從小告訴我父親是不顧家的，是靠不住靠不上的。我的愛講家鄉話和強調自己是滄州——南皮人的動機中，有反抗父親的“崇洋媚外”，也許還有“弒父情結”在里頭。
　　
　　互不信任的婚姻
　　
　　父親多次對我說過，策劃他的婚姻事時他提出了兩點要求，一個是他要看一下本人，就是說要目測一下；一個是此人必須上學。后來就在滄縣第二中學，他看了一眼，接受了這項婚事。媒人是一個老文人，名叫王季湘。在我上小學以后，王老先生來過我家，我母親說他做錯了這件事，害了她一生。
　　
　　母親個子不高，不大的眼睛極有神采，她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表情，轉眼珠想主意，或者突然現出笑容或怒容。
　　
　　她是解放腳，即纏足后再放開。母親上過大學預科，解放后曾長期做小學教師，她出生于1912年，1967年退休，是養老金領取者，她善于辭令，敢說話，敢沖敢闖，雖然常常用詞不當，如祝賀一個人的成就時說你真僥幸——原意是說你很幸運。
　　
　　母親不喝牛奶（老年后喝了），不吃奶油，不喝茶，當然，不吸煙也不喝酒，不吃館子。所有上述享受她都認為太浪費，與父親的習慣完全不同。
　　
　　母親喜歡聽河北梆子，一說起《大蝴蝶杯》就來情緒。我以為大喊大叫的地方戲曲是一種對她的精神麻醉。
　　
　　此外她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相當緊張，一個是一直經濟困難，無保證。一個是她感覺她常常被人攥（騙）了。父親對于家庭的財政支撐有時是靈感式、即興式的，他聲稱給過家里不少的錢，但他也會無視家庭的固定需要而在毫無計算計劃的情況下一高興就把剛領到的月薪花掉一半去請客。父親適合過富裕的生活，為此他習慣于借錢與賒賬，有時是不負責任地賴皮式的賒賬。我見過他怎樣地對付來要賬的小伙計，令人汗顏。而只要他富裕，他就優雅紳士，微笑快活，吃館子，吃西餐，結交名流，請客，遇事慷慨解囊。
　　
　　然而，他面對的是一個常常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妻兒與親戚。這并不是戲劇場面，我的記憶里不只一次，到了吃飯的時候，母親、姥姥、姨坐在一塊發愁：“面（粉）呢？沒面了。米呢？沒米了。錢呢？沒錢了。”可以說彈盡糧絕，只能斷炊。然后挖掘潛力，巧婦專為無米之炊，找出一只手表，一件棉襖或是一頂呢帽，當掉或者賣掉，買二斤雜面條，混過了肚子一關。
　　
　　這樣母親就對父親極端不滿意。她的精神緊張更主要的原因是她不能信任她的丈夫。她同時漸漸發現了父親的外遇，至少是父親希望能有機會結識更多的年輕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
　　
　　我當然無法做出判斷，究竟是誰更加傷害了誰。我只記得從小他們就互相碾軋，互為石碾子。他們互相只能給予傷害和痛苦，而且殫精竭慮地有所作為——怎樣能夠多往要害處給對方一點傷害，以求得勝利的喜悅。你傷了我一分，我傷你十分，當然是我勝了。父親曾經給過母親他已經登記作廢了的舊圖章，做一切收入由母親做主狀，母親立即喜笑顏開，如同蒼天降福。而等到母親去領薪的時候，才知道是上當受騙。
　　
　　母親下了狠招，她的一個直捅死穴的做法是搜集父親交往的學界教育界人士乃至名流的名單名片，然后她一個個地突擊拜訪，宣稱父親如何地不負責任，如何行為不端。
　　
　　這時候我們已從大翔鳳搬至西城的南魏兒胡同14號。有許多發生在這所住房的場面至今令我毛骨悚然。
　　
　　一日下午父親醉熏熏地回來。父親幾天沒有回家，母親鎖住了他住的北屋，父親回來后進不了房間，大怒，發力，將一扇門拉倒，進了房間。父親去廁所，母親閃電般地進入北屋，對父親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錢財。父親與母親吵鬧，大打出手，姨媽順手拿起了煤球爐上坐著的一鍋沸騰著的綠豆湯，向父親潑去……而另一回當三個女人一起向父親沖去的時候，父親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龍堂的土特產：脫下褲子……
　　
　　寫下這些我無地自容。也許這是王蒙的白癡，也許這是忤逆，是彌天的罪，是胡作非為，哪有一個人五人六能這樣書寫自己的父母，完全背棄了避諱的準則。是的，書寫面對的是真相，必須說出的是真相，負責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愛我的父親，我愛我的母親，我必須說到他們過著的是什么樣的生活，我必須說到從舊中國到新世紀，中國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不論我個人背負著怎樣的罪孽，怎樣的羞恥和苦痛，我必須誠實和莊嚴地面對與說出。我愿承擔一切此岸的與彼岸的，人間的與道義的，陰間的與歷史的責任。如果說出這些會五雷轟頂，就轟我一個人吧。
　　
　　高商校長之后，父親到北師大與北大任講師。后來此職也被炒。我們搬到了附近的受壁胡同18號。父親后來離開了北京。
　　
　　終于離異
　　
　　在1950年斯大林七十壽辰的時候，我讀到過一篇寫斯大林的文章，說是斯大林擦干了人們眼角的淚水。這太讓人感動了，一個政黨，一個政治領導人，把千千萬萬個愁苦人的眼淚擦干了，世世代代苦難嘗遍的勞苦人民，終于破涕為笑，舒展了皺紋，舒放開嘴角，這樣的情景令人何等地感慨！
　　
　　我一度認為父親與母親的生活也將揭開嶄新的一頁。一解放，身為華北大學四部研究員的父親穿著灰色干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親不久也成了區各界代表會議的代表，我還以為從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當我知道父親去了這么多年解放區卻并不是共產黨員的時候，當我知道父親在華北大學沒有多少事可做，后來應聘到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書，而且他的課反映并不怎么樣的時候，我失望了。母親在幼兒同的工作也沒有能堅持下去，很簡單，那里太辛苦了。而等到我從中央團校畢業以后，父親又把他的離婚的問題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親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從一解放起，差不多，總是父親來找我，來訴苦，來出題目，來講他的苦衷，講他這一生有多少潛力被壓制著，因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資質（這是他愛講的一個詞）是怎樣地被忽視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種狀況有時候讓我痛苦、無奈直到憤慨。為什么我從十來歲就要背起自己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還有上一代人的種種重擔！
　　
　　從理論上我認定，父親與母親離婚有可能為他們創造新的可能，離婚有可能成為一種文明，我來操辦。我曾與全國婦聯幼兒園的楊園長講過母親的離婚問題，楊園長提出兩點，第一，根據她與母親的談話，她認為母親對父親不無感情。第二，母親的年齡正在臨界點上，她再老一點就會全心全力地只顧孩子，再年輕一點，她會優先考慮丈夫。現在，她處于兩難時間段。我從她的分析中得不到什么幫助。
　　
　　母親提出每月50元的贍養費用，我說服父親一口答應，當時父親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應每月給母親送去50元后，再想辦法要出錢來轉手給父親，至少退“稅”20元，就是說父親應該負擔30元左右的費用給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們生活自立為止。第二，我明白，他們二人訂的協議并無法律效力，先辦了離婚，給父親以自由，給母親以尊嚴，其他的，再說。
　　
　　父親就是這樣的人，確定離婚了，他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親合影留念，眼淚汪汪，以至于我與姐姐等人以為他不離了，倒是母親反過來說了點冠冕堂皇的話：這并不是你我個人的問題，誰讓我們趕上了舊社會，祝你前途光明遠大。
　　
　　當然，這些事后來辦得很麻煩，為此我甚至于向旁人借過債，作為周轉金。
　　
　　父親失望的再婚
　　
　　然后父親匆匆結了婚，不久又鬧了起來，其火爆程度不亞于過去。然后父親的潛力永遠被壓抑著。他常常來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大吐苦水：新婚失敗，錢不夠花，營養沒有保證，缺東少西，鄰居不講禮貌，我的弟弟妹妹拒絕見他……他又善于抒情，講得陰毒痙攣，癲狂冷笑，活不下去。什么（受到了）凌辱，什么他現在的地位是“次小尼姑”（意指《阿Q正傳》中地位最低的人物是小尼姑，連阿Q都敢消遣之），什么他準備退職當“家庭主男”……都很刺激人。我不準備再回憶下去了。我得到一個教訓：不要把自己的罪過壓力一代一代傳遞下去，不要搞痛苦與負擔的接力傳送，轉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過不好告訴自己的孩子。不論什么處境，一定要咬得緊牙關，自己起碼要扛得住自己。
　　
　　我記不清與父親談他的生活經濟問題幾十次還是上百次，我每次都雄辯地，情理并茂地給以忠言，給以鼓舞，給以嚴肅的批評。一時會好一點，基本上沒有效果。當然，每次臨別的時候，特別是如果我們一道吃了點飯，他會再抒正面的情，什么為時不晚，他要振作起來，要從頭做起，從現在努力……
　　
　　我通過區里有關部門，給母親找了一個小學教員的工作，她大致勝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聽黨課，她很興奮，聲稱自己“入黨了”，不知為什么，此事沒有下文——可能與1957年后的形勢與我的變故有關。
　　
　　那時我們住在西四北小絨線胡同，兩個微型小院。父親到前院看我，母親甚至給他做過飯，符合我的文明離婚的設想。贍養費用的貓膩終于曝了光，改成了35元，母親也接受了。
　　
　　直到1956年，母親得知父親的后妻懷了孩子，突然大怒，一直對父親抱咬牙切齒的態度。此后母親一直是憤憤不平，耿耿于懷，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張口閉口都是講一個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