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一口鍋的大小屬于國家機密-社會
一
著名的“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這兩件青銅器都是商代的。它們在青銅器中非常有代表性，司母戊鼎最大，四羊方尊最為精美。
司母戊鼎高一米三，長一米一，寬近一米。你現在可以大致比畫一下，司母戊鼎比單人書桌還要大很多。
“鼎”這個東西，原本是一種鍋，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食物，下面豎著幾條腿是為了在鍋下放柴火加熱。我們今天去飯館里點個鍋仔吃，那種鍋仔下面帶有支架的酒精鍋，構造就很像鼎。
總之，古人花費了大量的成本，克服了難以想象的技術困難，造了那么一口大鍋，總不會是為了做飯省事吧？
當然不是，司母戊鼎并不是炊具，而是“禮器”。
所謂“禮器”，就是在舉行祭祀儀式時使用的專業用具。我們今天為了祝賀結婚、開業所送的那種一人高的花籃，也可以說是一種禮器。
司母戊鼎是商代進行宗教儀式時用的禮器。古今中外的宗教，都有給神靈獻祭食物的習慣。獻祭食物需要炊具，久而久之，原本是炊具的鼎就變成了儀式的一部分。司母戊鼎就是專門為祭祀制作的，已經沒有烹飪的功能了。
中國古人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制作成本很高的“禮器”上。
世界上的幾大文明古國都很看重宗教祭祀。統治者以神靈的名義告訴大眾：只要聽從統治者的命令，服從社會規范，就可以獲得神靈的保佑，否則就會受到懲罰。假如大眾相信這番話，那么統治者就可以省掉大量的管理人員，統治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這就是為什么商代的統治者要不惜血本鑄造司母戊鼎。
統治者們的宗教儀式規模越龐大、用具越精美，它對大眾產生的精神影響就越強。相應的，能省下的管理費用就越高。所以鑄造不能吃也不能喝的青銅鼎看上去是在浪費錢，其實是在給統治者省錢。
大型的鼎耗資巨大，只有國家才有能力鑄造，久而久之，大鼎本身就成了王權的象征。在周朝，鼎的使用有嚴格的規定。周王室規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其他諸侯、大夫按照相應的級別，只能用七鼎、五鼎、三鼎等。直到今天，“九鼎”這個詞還用來指代王權。
因為這個典故，誕生了“問鼎中原”這個成語，表示有在中原稱王的念頭。另外還有個成語叫“定鼎中原”，意思是已經征服中原，在中原建立王權了。
二
鼎是國之重器，我們再多說兩句。
如果你看到周代的鼎，會發現它和商代的司母戊鼎有明顯的區別。商代的鼎造型非常硬朗，多用直角。上面的花紋都是一些張牙舞爪的怪獸，露出猙獰的面目。
周代的鼎不同，改直角為圓角，鼎口是圓的，肚子也是圓形的。上面的裝飾很少再有猙獰的怪獸，而代之以柔和的曲線。
簡單地說，周代的鼎，造型少了很多戾氣，更偏向圓潤儒雅。
表面上看，這只是審美上的變化，實際上，這更是國體的變化。
前面說過，鼎其實是王室用精神手段管理臣子和國民的工具。商鼎上刻滿了猙獰的怪獸，這個思路和原始部落用怪獸的形象裝飾盾牌、面具如出一轍——用恐怖的形象恐嚇對手。這是控制臣民最直接的思路。
商王朝用這招沒什么問題，但是到了周朝就不能用了。周王室把天下分封給了自己的親戚，對自己的親戚怎么能用恐嚇來管理呢？
在我們今天的家庭里，親戚們一同生活，互相幫助，靠的當然不是暴力和恐嚇，而是血緣和感情。周王室也是一樣，希望靠王室的血緣和感情來維系統治。
但是，光靠血緣和感情還是有缺點。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周王朝逐漸發展出了一套先進的制度，叫作“禮制”。
“禮制”，簡單地說就是一套人和人之間相處的規矩。我們看古裝電視劇，大臣見了皇帝要三叩九拜，兒子見了爹要恭敬行禮，逢年過節全家都要祭天祭祖，這些都屬于禮制。
以我們現代人的觀點看，“禮制”似乎既煩瑣又迂腐。大臣上朝有事兒就直接說唄，你每次都三叩九拜，山呼萬歲，搞那么多形式主義有什么意義呢？
有意義。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來指定一種秩序，這是一種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舉個簡單的例子。你走在馬路上，手里拿著垃圾，附近沒有垃圾箱，如果把垃圾隨手扔在地上，對你來說是最省時間、最省體力的做法。現在馬路上也沒有戴紅袖章的衛生稽查員了，就算你真的隨手扔垃圾，也不會有人沖上來罰你的錢。對你自己來說，隨手扔垃圾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可是這么好的事情，你很可能不愿意去做，反倒要走一段路把垃圾扔進垃圾箱里。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了和本能相反的“趨利避害”的事呢？
是“不能隨地扔垃圾”這條道德守則。假如社會沒有這條守則，而是靠暴力機關來維護環境衛生的話，那國家就要掏出一大筆錢來養“衛生稽查員”（20世紀80年代他們到處都是），又掏出一大筆錢養更多的環衛工人，最終的效果也不會很好，在看不到的角落里肯定還會堆著大量的垃圾。
類似情況，我們生活中還有“公交車上要給老人小孩讓座”“買東西要排隊”“不能破壞公物”等道德守則。有了它們，國家不花一分錢就可以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沒有了它們，社會早就亂作一團了。
鼎作為“禮器”，看似毫無用處，卻能成為“國之重器”，原因也在于此。以鼎為最高代表的禮制，是西周統治中國的一大法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