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的“新冒險”-精英譚
三年前，還是在校博士生的石嫣，一手把北京西郊鳳凰嶺下的一塊20畝的荒地，建成全國首屈一指的CSA生態農業“圣地”——小毛驢市民農園。在這里，人們能得到更安全的蔬菜水果。劃一塊地，自己或者找人種菜，真的是最好的模式嗎？3年后，石嫣離開了“小毛驢”，開始了新的冒險。
尋找郎廣山
“好吧，那我們就一起干吧。”郎廣山終于答應了石嫣。
這個52歲的農民是北京通州西集鎮馬坊村人，他成為石嫣新嘗試的第一個合作伙伴。
石嫣新的農業計劃叫“分享收獲”，與之前的“小毛驢”截然不同。“小毛驢”是租下一塊土地，由市民自己或雇人種植，獲得安全的農產品。而“分享收獲”是在農民自有的土地上進行，讓農民生產安全的產品。
在北京，尋找一個有自己的土地，又愿意種菜的農民，就是個難題。
一開始，石嫣和她的伙伴們從有種菜傳統的村莊入手。
團隊成員俞康奇和唐亮，干脆就一直住在農戶家，然后村里、鄰村、附近的鎮……他倆直接到田間地頭去觀察，找農民打聽。他們的目標是那些有自己的土地、又有種菜技術，還同意轉向有機生態種植的農戶。
然而，他們發現，北京本地農民很容易就找到打工機會，種菜這種勞累、又有風險的事情早就沒什么人愿意干了。
還在種菜的本地農民，大都上了年紀。他們也已經完全接受目前主流的化肥農藥、規模農業。放棄農藥化肥的有機生態農業在他們看來，不合時宜，病蟲害完全沒法控制，風險很大。
俞康奇和唐亮騎著單車在附近村鎮的田間地頭轉悠，正好碰到在地里干活的郎廣山。上前一聊，發現他過去就有20多年“種園子”（北京農村稱呼傳統種菜方式）的經驗，而且，他有50多畝地，前兩年才轉為大田種植。以前，他還曾經有過好好經營自己的菜園子，把它們做成生態采摘園的想法。
即便這樣，說服郎廣山仍不易。從5月1日見過第一面以后，石嫣跟他談過不下3次：促膝交談，保證負責銷路，給他看各種資料，甚至連中央電視臺采訪自己的視頻也拿來播放。而俞康奇和唐亮當即就在村里住下，有空就往他家去，他下地也跟著下地。
郎廣山也覺得生態農業是好事，但他還是怕，怕現在日益嚴重的病蟲害，不撒農藥，完全無法控制。突破點是他24歲的兒子郎東京。郎東京剛剛大學畢業，還沒找工作，郎廣山想讓兒子留在身邊。
學計算機的郎東京喜歡這個嶄新的計劃，他被說服后，愛兒心切的郎廣山最終同意合作。
尋找農民只是這個工程的開始，更難的還在后面，特別是招募消費者會員。多數消費者已經向她表示，可以相信她種的菜，但不相信農民，哪怕這些農民是她親自找來的。
“我好像又回到了3年前最困難的時候，現在比那時更難。”石嫣對記者說。
小毛驢趕上“好時候”
3年前的2009年初，26歲的石嫣還是中國人民大學一名學農的在校博士生，決定種菜的計劃看起來困難重重。
一塊荒地、四個核心團隊成員、兩三個雇用農民，當時的石嫣，面對北京西郊鳳凰嶺下剛剛開墾出來的20畝荒地，后脊背時時發涼。不知自己能否在這里實踐CSA的夢想。
CSA是石嫣從美國學回來的“社區支持農業”模式的英文縮寫。2008年4月到10月間，她被公派到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個農場呆了半年。那半年，城市女孩石嫣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那個采用CSA模式運營的農場下地干農活。
這是一種石嫣之前從未接觸過的農業模式：提倡食在當地，食在當季，本地生產，本地消費；基于相互信任，社區的消費者為了支持農業的發展，不管未來收成如何，都與農民共擔風險，提前預付款項，購買農場來年的收成；農場則遵守承諾，完全不用化肥農藥，盡量使用人工耕作，保證農產品的純天然無公害。
回國后，她在導師溫鐵軍的幫助下，租到了地，并將其命名為“小毛驢市民農園”。
能不能招募到會員，她沒一點把握。幸運的是，第一個客戶鐘聲是自己主動找上門來的。鐘聲看到媒體對石嫣“中國公派美國務農第一人”的報道之后，找到石嫣的博導溫鐵軍的電郵，輾轉找到石嫣，要求成為他們的客戶。
通過鐘聲，石嫣和伙伴們開始走入社區宣講，招募會員。他們的理想主義和實干精神，打動了社區居民，2009年，他們招募到52戶會員，37戶是配送份額，17戶是勞動份額。
配送份額只需提前交錢，到時由小毛驢提供當季的新鮮蔬菜；勞動份額交一半的錢，小毛驢提供地和技術，供其自己耕作。
通過媒體報道，會員口口相傳，小毛驢的會員，2010年迅速升至300多戶，2011年則到了700多戶，今年，已經到了1000多戶。所有的這些會員，不但續訂率非常高，每年，還有不少新的慕名而來的“候補會員”等著來年加入進來。
有了會員的強力支持，小毛驢成功了，儼然成為CSA在中國實踐的標準范本。這3年，關于有機生態農業能得的榮譽，小毛驢幾乎都得到了。
“小毛驢”如此成功，到底發生了什么，讓石嫣離開“小毛驢”？
離開“小毛驢”
今年3月初，石嫣主動告訴一些朋友，因為“理念不合”，她已經離開“小毛驢”。最早成為“小毛驢”會員的鐘聲，在知道這個消息后，卻沒有吃驚。“她是學者，學者做事，原本就看得比較遠，比較理想主義”。
鐘聲認為，石嫣當初做“小毛驢”，就很理想主義。但是石嫣和“小毛驢”都趕上了“好時候”——食品安全問題頻頻爆發，消費者對值得信任的健康安全蔬菜瓜果的需求旺盛極了，“小毛驢”的會員根本不需要招募，就已經爆滿。
3年來，鐘聲親眼看著“小毛驢”從理念變成現實，看著“小毛驢”飛速發展起來配送他家的蔬菜，從最初的品種單一質量不行，發展到品種豐富質量滿意。
并不是所有的會員都像鐘聲這樣滿意。俞康奇在“小毛驢”工作的時候，就接到不少會員投訴，主要是抱怨菜的質量以及服務的問題。
這種情況，其實一直都有。但是，鐘聲也承認，隨著“小毛驢”會員的激增，他和“小毛驢”的聯系再也不能像最初那時親密了，“人太多，他們人手有限，招呼不過來。”他已經很少去“小毛驢”，也不太清楚“小毛驢”現在的具體栽種行為和過程，購買“小毛驢”的配送份額，基于過去對“小毛驢”品牌的信任。
另外，鐘聲也看出了，“小毛驢”最初打出的旗號是社區支持農業和農民，但農民卻沒有從中實現獲利——“到農場勞動的農民是雇來的，替人打工，工資不高，談不上受益”。
CSA模式的實質本是要讓農民受到該有的尊重，得到該有的收益，但“小毛驢”并沒有做到這點，主要還是滿足了消費者的需要。可是，不保證農民的利益，能真正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嗎？
在研究中，石嫣發現，從過去到現在，從國外到國內的歷史和經驗已經表明，消費者各種自救，只是權益之計，只能解決暫時的食品安全問題，不是根本，根本還在于農民。
從長遠看來，健康、安全農產品的持續提供，依靠的是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依靠的是農民。如果農民不能從農業中受益，影響的是農業生產，最終受影響的是消費者本身。
然而，在消費者旺盛的需求之下，蜂擁而至的會員保證了“小毛驢”的成功，要在“小毛驢”的基礎上改變什么，一手打造它的石嫣，不得不考慮得更多。最終，她決心離開，像3年前那樣，從零開始，展開新的嘗試，這一回，一定要讓農民受益。
種一根“健康的蘿卜”
新的嘗試，幾經變故，最終命名為“分享收獲”。它還是一種CSA模式。和石嫣一起做這件事的同伴，都在“小毛驢”呆過，都曾參與過內部對“小毛驢”發展模式的激烈爭論。
正是在那一次次的臉紅脖子粗的爭論中，他們找到了同道人。最終，有9人決定加入石嫣的“分享收獲”團隊。
上個世紀70年代，日本嚴重的環境公害、食品安全等問題，促成了這個有機農業協會的成立。出于對現實的社會和環境問題的關注，他們將“有機”的概念從“不用農藥和化肥”擴展為“生產過程透明化，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信任關系”，并致力于推動消費者與生產者建立共同購買系統，增進彼此的相互信任和支持。
協會的性質最后發展定位為社會企業。運轉不依靠任何慈善機構，也不尋求政府資助，憑著自身盈利維持協會的良性運轉，實現三贏：生產者、消費者、協會。
守護大地協會在日本已經運行了35年，目前已經發展了生產者會員2500人，消費者會員9萬多人。此外，它還開始向韓國、中國大陸等其他與日本有著精耕細作傳統的國家發展。在中國的四川簡陽，就有一個村莊在進行相關嘗試，效果初顯。
石嫣和她的伙伴們決定，借鑒“守護大地協會”，架構“分享收獲”事業。這種模式需要農戶的直接參與。農民的生產以家庭的形式進行，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生態有機耕作，保證食品健康、安全。
面向市場銷售的時候，就組織起來，擁有在市場的話語權、定價權。組織者則為為農業服務的社會企業。
怎么保證農戶和市場的對接，是“分享收獲”考慮最多的事情。國內目前主要是NGO和政府在做這項工作。石嫣認為，NGO面臨經費來源不穩定的問題；政府部門來做事實證明也容易人浮于事。只有社會企業，不恥于談商業盈利，但商業盈利除了極少部分用于企業運轉，絕大部分反哺到生態農業上去，才能讓這項事業永續發展。
守護大地協會創始人藤田和芳曾說：要倡導和普及一種新的價值觀，只有從小事做起：要讓一根沒有施過農藥的蘿卜能到達消費者手中。幾十年后，你會看到社會因一根健康的蘿卜而發生的變化。
這樣的信念和社會責任感，讓石嫣感到莫逆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