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學英語-人物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初七（1891年12月7日），翁同龢在日記中寫下一句話：“近且洋文徹于御案矣，傷哉！”
　　
　　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師傅”。當然，翁師傅教的是中文，更準確地說，教的是儒家學說之類的傳統學問。而皇帝的桌案擺上了洋文書，是因為幾天前光緒開始學英語了。皇帝學英語，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頭一回。跨出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這可以從19世紀中國人對待英語的態度變遷中看出來。
　　
　　在19世紀的頭40年，中國人對西方人和英語是極為鄙視的。當時中國人稱西方人為“番鬼”“紅毛鬼”，在譯名中常常故意將西方人丑化，以示蔑視。
　　
　　1834年，英國政府委任的首任駐華商務監督LordNapier來華。按英方要求，LordNapier應翻譯成拿皮爾勛爵，但是中方將之譯成律勞卑。實際上，LordNapier在英國有高貴而顯赫的身份，他是蘇格蘭貴族，1823～1832年為英國上議院議員，是政治家和外交官。他被委任為駐華商務監督，擔負重要使命來華，加上在英國的高貴身份，使他到廣州后不能按以往英國商人在中國官方面前的卑微身份行事。特別是當他知道其名字被譯成“律勞卑”及這一譯名的中文內涵后，非常不高興。
　　
　　“勞”和“卑”在漢語中的意思是勞苦、卑賤，兩個字加在一起使用，自然是極其卑微、低賤的，在中國即便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民眾也不會用來作為名字。LordNapier感到自己和大英帝國的尊嚴受到了傷害，與兩廣總督盧坤交涉未果，反被驅逐，于是派出三艘軍艦向天朝示威，與中方在虎門發生激烈炮戰。但他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非常郁悶，加上天氣潮熱，染上瘧疾，于當年10月在澳門病逝，時年47歲。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官方并沒有專業的英語人才，對英交涉中的翻譯靠非官方的中國籍通事和外籍傳教士，以及一些英美商人和海員。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中國人仍將英語作為怪異難懂的蠻夷之語加以鄙視。愿意去學英語而成為通事的中國人，按照當時知名學者馮桂芬的觀察，“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閑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為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身份卑微之人，為生活所迫去學英語，資質差，一般只會一點生活口語，不了解英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無法勝任外交需要。
　　
　　通過兩次鴉片戰爭，英國人取得了在中英關系中的強勢地位，中方被迫應允，交涉文書中若有歧義，須以英文為準。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自今以后，凡有文辭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文。”
　　
　　在外交中吃了虧，清廷才知道外語人才的重要性，須知外交無小事，保護國家利益就必須先準確掌握外語。為此，1862年清廷決定在京師設立同文館，培養外語人才。但是，同文館招生很困難。基于固有的儒家傳統觀念，學洋文等于是向洋人投降，無疑是士林敗類、名教罪人，所以漢人都不愿學。同文館招不到學生，只好從八旗官學中挑選了10名學生入同文館（其中便有給光緒皇帝當英語老師的張德彝），給予優厚待遇，但“許多人連公開承認他們是同文館學生的勇氣都沒有”。
　　
　　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廣度和深度在不斷拓展，洋文尤其是英語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因為“西學根本必以語言文字為先”（鄭觀應語），掌握語言是探究學問的前提。但是當時的知識精英們受儒家思想影響，對學習洋文仍是非常抵觸的。
　　
　　這就是為什么，直到1891年，20歲的光緒皇帝決定學習英語的時候，他的翁師傅仍用“傷哉”兩個字表明自己的態度，而這個態度在當時的士林是頗有代表性的。皇帝屈尊紆貴學洋文實在是對傳統的一種挑戰，對他們來說是很難接受的。當然，支持者也有，如李鴻章等，但畢竟是少數。
　　
　　對于光緒皇帝學英語，《紐約時報》1892年2月4日的報道評論說：“皇帝屈尊學習外語，是因為他和他的政治顧問們都認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規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要應對當今列強，必須改變國家制度。”
　　
　　光緒非常用心地學英語，用翁師傅的話說，“上于西文極用意也”。在1903年前后，皇帝的英文水平已經很不錯了，對西方文明也相當了解。
　　
　　從“律勞卑事件”到皇帝學英語，19世紀中國的轉型之艱難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