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死金牌與尚方寶劍-熱讀

歷史上的“免死金牌”，真名叫作“丹書鐵券”，是皇帝賜予功臣的一種莫大獎賞。它既不是金的，也不是個牌子，而是一塊半圓形的鐵板。在這封“丹書”的內容里，一般都明確地記載著賜券日期、賜券對象，以及被賜者的功勛和特權。為了防止假冒偽劣，“鐵券”往往還要被分割成左右兩半——右邊的一半留于皇宮，左邊的一半由被賜者保管。需要的時候，左右部分進行對接，如果二者吻合，即為正品；反之，則為贗品。
　　
　　那么這個丹書鐵券真的可以用以免死嗎？我們不妨看看歷史上那些拿著這玩意兒的功臣到最后有什么下場吧。
　　
　　丹書鐵券是漢高祖劉邦發明的。漢初的時候，為了褒獎那些幫他打天下的功臣，劉邦給每個功臣都發了一個這玩意兒，說明世襲罔替，子孫都可以用，然后還非常嚴肅地裝進金盒子，保存在祖廟里面，代表世世代代不違誓約。既然搞得這么隆重，皇帝說話總要算話吧。可是沒多久，大功臣韓信就被呂后騙進宮里給干掉了，而且還一連誅了韓信的三族。又過了沒多久，被劉邦親封的最大功臣蕭何，因為被人告發貪污，也被關進了大牢，差點沒死在牢里面。
　　
　　最搞笑的例子是，漢朝另一個忠臣周勃的兒子周亞夫是平定七王之亂的功臣，周家可謂滿門忠烈。周亞夫快去世的時候，他兒子給他準備了500副盔甲和武器，準備日后當陪葬品。武將嘛，到陰間也可以組織個親衛隊，不會被閻王爺隨便欺負，這也算是兒子的一片孝心。可是皇帝不這么想啊，“這是想造反！”周亞夫心里清楚，我都快死了，造的哪門子反，分明是皇帝嫌我功高震主啊。他要找皇帝討個公道。皇帝支吾了半天，反正就是不能讓你賴活著，在陽間造不了反，那你就是要到陰間去造反！莫須有的罪名如此信手拈來。周亞夫在監獄里面絕食5天，吐血而亡。
　　
　　明朝的時候，大功臣李善長是朱元璋的謀士，在朱元璋剛剛起來造反的時候，就屁顛屁顛地跑去幫忙，為明朝的建立是立了大功的。后來，朱元璋也發了丹書鐵券給他。人家李善長是讀過書的，知道當年的流氓劉邦當了皇帝以后是怎么對待功臣的，現在這個皇帝比劉邦還流氓，他把我比作蕭何，還發這個東西給我，這是要我死的節奏啊。李善長趕快就辭官回家了。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跑？你跑得了嗎？沒幾年，因為胡惟庸造反，皇帝就硬說李善長是幕后黑手，李家遭到了滅門之禍。
　　
　　說到這里有人就問了，《水滸傳》里面的柴進拿著祖傳的免死金牌，活得多逍遙啊。且不說《水滸傳》是小說，就算是在歷史上，宋代對大臣那是好得不得了，壓根也沒殺過幾個大臣。
　　
　　二月河在《雍正王朝》里面寫過，鄔先生和十三爺說，千萬不要當什么鐵帽子王，其實也是這個道理。免死不免死的，和金牌根本也沒什么關系。
　　
　　講完了免死金牌，就該輪到尚方寶劍了。話說開封府尹包青天包大人就有一把“上斬昏君，下斬佞臣”的尚方寶劍，這個尚方寶劍到底是怎么來的呢？
　　
　　話說這個尚方寶劍中的“尚方”，指的是秦漢時期管理和制造皇家刀劍兵器的官員“尚方令”。因為制造的武器鋒利無比，而且只有皇帝才能用，所以從尚方令手里出去的武器，就是皇權的象征，別的人是不能亂用的。
　　
　　“尚方寶劍”這個詞出自漢代，漢成帝的時候，當朝丞相安昌侯張禹貪贓枉法，廣蓄良田，欺壓百姓，可是官員們拿他一點兒辦法也沒有。為什么呢？因為他除了是丞相，位高權重以外，他還當過皇帝的老師。
　　
　　可是，偏偏有個叫朱云的大臣不信邪，一定要出來告發他。有一天上朝，這個官員就在朝廷上把丞相給告了，最后總結了一句：“皇上，請你把尚方寶劍賜給我，讓我去賜死那個張禹！”
　　
　　很有氣魄吧。可是皇帝說什么呢？“你敢侮辱我師傅，還想動皇室御用的寶劍，我看你是皮癢啊，給我拖下去砍嘍！”然后就吩咐侍衛要把朱云拖走。
　　
　　可能是臨死之前的最后掙扎，朱云居然死死抱住皇宮里面的欄桿就是不撒手，侍衛上來幾個人都拖不走。最后，侍衛一使勁，居然連朱云加欄桿，一起扯下來了。后來，還好旁邊一些有良心的官員給他說了好話，這才免去殺身之禍。“朱云折檻”也就作為忠臣敢于直言的成語保留了下來。
　　
　　在這個故事里面，所謂請尚方寶劍，只不過是把寶劍比作皇帝，希望皇帝能夠重視丞相貪污的事情。
　　
　　同樣在漢代，就出現了皇帝將御用尚方劍賜給臣下的事例。比如漢景帝時，皇帝賜劍給大臣衛綰，衛綰說：“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尚方劍從一開始就不是什么太珍貴的物件，你看人家衛家，一口氣可以拿出6把，皇帝再送，人家都不要了。本來嘛，這種賜劍的行為，無非是皇帝給打個賞，并不具有賜予特殊權力的含義。
　　
　　據史學家分析，遲至唐代，被皇帝授予“尚方劍”的官員都還沒有“專殺”的權力。所謂專殺，是指無須聽皇帝命令，可自由決斷殺人的意思。而到了宋代，情況就不一樣了。宋人所著《武經備要》記載：“本朝之制，大將每出討，皆給御劍自隨，有犯令者，聽其專殺。”也就是說，在宋代的軍事上，開始實現了尚方劍“如朕親臨，違法專殺”的權力。同時，在同一時期的遼、金以及后期的元，都有賜劍專殺的例子。
　　
　　但是，這時候的尚方劍專殺之權，大都用在軍事領域，主要是為了解決大將在作戰過程中“去朝廷遠，每俟奏行，恐失機會”的問題，在司法領域并不適用“尚方劍”。也就是說，包青天是沒有尚方寶劍的。
　　
　　到了明代，也鮮有將尚方寶劍用于官員監察和各類刑事民事案件等“非軍事用途”的。
　　
　　有明一代，尚方寶劍的出現頻率比宋代高，制度也比宋代完備。賜尚方寶劍必須經過一項重大的儀式——“代行授鉞禮”。明末，劍（尚方寶劍）、敕（敕令）和印（印符）共同構成了督師權力的象征。
　　
　　因此，尚方寶劍再風光，使用起來也是有規則的。在封建專制時代，皇權獨大，絕對不允許出現什么“上斬昏君、下斬佞臣”的制度bug。
　　
　　比如《宋史·陳執中傳》中就提到過，太祖趙匡胤吩咐大將曹彬：“副將以下，不聽命令的可以殺。”《明史·楊鎬傳》中也說，皇帝賜楊鎬尚方劍，只能殺總兵以下的官員。這就限定了專殺權的使用范圍。而且，尚方劍賜予地方將領，只能用于將領管轄地區，不能跑到別人的地界去殺人，否則就是越權。而有清一代，在歷史記載里甚至很難找到“尚方寶劍”的影子。
　　
　　戲劇中的尚方寶劍，只不過是民間對于“除暴安良、沉冤昭雪”的一種美好想象。就像免死金牌不能真的免死一樣，尚方寶劍也沒法實現公平。真殘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