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謀劃”-視野

1989年，葛優、鞏俐主演的《代號美洲豹》是張藝謀通俗化的試水之作，人財兩空后，他又回到了《紅高粱》的路數上。直到2000年的《幸福時光》，張藝謀的電影始終是拍給文化精英看的。而從新世紀的《英雄》開始到《滿城盡帶黃金甲》，張藝謀的電影是拍給官方意識形態看的。
　　
　　如此才能解釋，在背離官方意識形態的《活著》遭禁映之后，他還能成為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導演，代表官方向世界展示一種中國風采，《英雄》等一系列電影是其中關鍵的一環。
　　
　　寬容與盲從
　　
　　北京奧運開幕式不會僅僅因為誰有一個世界級導演的頭銜就讓他放手一搏。張藝謀在《英雄》等一系列電影中所表現出的對宏大、規整、精致、包容的掌控能力之強有目共睹。我個人猜想這可能是張藝謀對特定受眾的一種自我證明。
　　
　　如果以上的邏輯成立，那么大眾對張藝謀的電影就一直是錯位的解讀。從《紅高粱》的石破天驚，到《秋菊打官司》的左右為難，再到《幸福時光》那觀眾慣性的熱情，撇開最初的沖擊性不談，大眾很難說出張藝謀的電影好在哪里，差在何處。
　　
　　《紅高粱》最初在專業的評論界被叫好，斬獲金熊獎放大了其社會效應，但是意蘊的挖掘始終在文化精英的專業闡釋中，大眾則更好奇那些高粱地里的媾和。好在看明白的如獲至寶，不明白的可以附庸風雅，所以即便張藝謀堅持自己的精英化路線，評論也不至于激烈，藝術電影嘛，個性無敵。文化精英在報紙上沒頭沒尾的定性代替了大眾鮮活的感受，張藝謀的藝術品牌正是在這種寬容與盲從中建立起來的。
　　
　　直到《英雄》出現，人們開始坐不住了。以前是文藝電影，不妄下論斷屬于藏拙，現在號稱商業電影，拍得光有個漂亮的空殼，大眾就不免口誅筆伐了。本以為世界級的導演，拍個商業片能讓人明明白白耳目一新，但齊整的暴力機器氣勢雄偉地高喊“大風，大風”卻把人的心吹得拔涼拔涼的。其實這是沒弄明白《英雄》究竟是拍給誰看的。《英雄》的規整，《十面埋伏》的精致，《千里走單騎》的包容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宏大可能只是張藝謀作為奧運開幕式導演的自證與練兵，是向特定的受眾展示自己的實力。本來就不是拍給你看的，你嚷嚷什么？
　　
　　功夫在畫外
　　
　　我個人始終覺得，第五代導演的亮相之作大多是上個世紀后期思想解放的影像化表現，真功夫其實在影像之外。張藝謀的《紅高粱》以先鋒作家莫言的小說為藍本，陳凱歌的《霸王別姬》讓人文氣息濃郁的李碧華當編劇。而有些先鋒作家所表現的精神訴求，時至今日也并未被大眾所真正了解和理解。
　　
　　張藝謀對《紅高粱》的解釋：“是要通過人物個性的塑造來贊美生命，贊美生命的那種噴涌不盡的勃勃生機，贊美生命的自由、舒展。”但在觀眾那里，生命的噴涌與自由則表現為曠野里的性愛，酒壇前的撒潑。張藝謀的一套話語的知音只在文化精英群體之中。前者表現的是沖破壓抑，而后者則深挖造成壓抑的根源，這其實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一種響應。
　　
　　上個世紀80年代，上海的理論界對謝晉的電影頗有微辭，理由無非是謝晉電影的粉飾和其背后的長官意識，《紅高粱》的出現正是一種反撥，所以它才在理論界掀起波瀾。這一背景，普通的觀眾當然不清楚，但張藝謀應該知道其中的奧秘，而且他肯定明白《紅高粱》的獲獎決不是因為鞏俐的寬衣解帶，而是浸淫其間的形而上。所以在刻意傾向普通觀眾的《代號美洲豹》不被買賬之后，張藝謀馬上回到了精英化的路線——沒有票房還不如專心去沖獎，處在事業上升期的人大都敏銳而急促。
　　
　　《紅高粱》選擇莫言的小說是成功的關鍵。莫言是先鋒作家中對欲望表現最為徹底的一個。兒時的莫言，饑餓是他最大的敵人，為了填飽肚子煤渣也不能放過。在寫作之后，莫言在紙上宣泄與歌頌欲望。掙脫束縛后生命的健康舒展，在剛從禁錮中走出來的人們那里產生了共鳴，這是《紅高粱》被大眾接受的心理基礎。
　　
　　其后又選擇了劉恒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妻妾成群》。其實這些作品的探討更加深入，只是并不容易被大眾理解，實際情況也是大眾對這兩部電影無處下嘴。出走美國的學者李（陸偉民）曾指出：“一部寫的是地主的性生活，一部寫的是農民的性壓抑，但在骨子里卻殊途同歸地指向黃土地上那種充滿肉欲和占有欲的性饑渴和性滿足。在《大紅燈籠高高掛》里的那種滿足，是以《菊豆》中的饑渴作注解的；而《菊豆》中的饑渴，則在《大紅燈籠高高掛》里獲得了滿足。”李點到了張藝謀的罩門，他其后的分析更加大膽，而張藝謀拍起電影來也確實越來越大膽。
　　
　　何處見英雄？
　　
　　《英雄》出現的時機不免讓我充滿猜測。
　　
　　在1999年拍完《我的父親母親》后，張藝謀就接受北京奧申委的邀請拍攝申奧宣傳片。當時一切都不確定，而且也有朋友勸他說這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兒，但他還是接受了這一邀請，這說明他對拍攝這件事本身并不反感。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奧成功，一件大事兒塵埃落定，好戲卻剛剛開場。
　　
　　2002年12月14日，《英雄》公映，全球1。77億美元的票房絕對讓制片方樂得合不攏嘴，而西方世界對《英雄》的肯定讓張藝謀吃了一顆定心丸，他知道除了財富之外，這還意味著什么。
　　
　　這里不得不提到幾個關鍵的人物。
　　
　　張偉平與張藝謀的合作始于1997年的《有話好好說》。《活著》之后的張藝謀不得不學著“收斂”。但現在看來，當時他并沒有徹底地轉型，而是始終在妥協中堅持，妥協是電影的背景越來越模糊與溫馨，堅持是他始終沒有放棄自我表達，精英化的道路有偏離但未轉向。
　　
　　1995年，鞏俐結婚了，新郎不是張藝謀。無從考證這對他心理的沖擊，只是其后電影的片名《有話好好說》、《一個都不能少》、《幸福時光》怎么聽怎么像自說自話。但最實在的是在失去了鞏俐這塊金字招牌后，海外片商立即削減了張藝謀的電影預算，《有話好好說》原本2600萬元的投資馬上縮水到了1000萬元。
　　
　　這時，張偉平為哥們兒兩肋插刀，提出要投資這部電影。據說在地產界摸爬滾打的張偉平總會不失時機地向張藝謀灌輸一個觀點，就是“在中國做電影你一定要跟政府合作，要去發現當代中國社會的精神需求；你不能覺得你是多大的藝術家，是世界級的電影大師，就可以不顧中國的國情。”張藝謀對此自有一番消化。
　　
　　《有話好好說》的海外發行曾經找過香港電影大鱷江志強。他是真正的“中國大片之父”，《臥虎藏龍》、《滿城盡帶黃金甲》、《霍元甲》、《色戒》等等背后都有他的身影。在看過《有話好好說》后，他什么也沒說就消失了,直到多年后張藝謀拿著《英雄》找到他,他知道這才是真正賺錢的生意。
　　
　　《英雄》最初只有幾千萬元的投資,江志強把這個數字拉到了2。5億元,并堅持要用最強的明星陣容。巨額的預算誤打誤撞開啟了一個中國電影的商業化時代,張藝謀卻可能心有旁騖,觀眾一相情愿的解讀其實是事后諸葛,畢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大多存在于《三國演義》那樣的虛構之中,真實的生活從不是單行線。
　　
　　2。5億元是結結實實紅彤彤的人民幣,加之北京申奧成功,張藝謀拍攝的申奧宣傳片得到肯定,所有的機遇走到了一起,他知道真正的機會來了。就像江志強說的,《英雄》“這個電影不是拍給大陸觀眾的。”他說的是《英雄》要打入海外市場,而對張藝謀來說,這句話的意思要復雜的多。《英雄》不負“藝”望,既迎合了意識形態,又展現了張藝謀把握全局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世界范圍的認可。這些標準與什么不謀而合想必大家都清楚,那誰還敢說它只是一部單純的商業電影？
　　
　　《英雄》的初試啼聲之后,《十面埋伏》極盡精致,《千里走單騎》的溫馨考驗了包容性,《滿城盡帶黃金甲》則是各種儀式化元素的大雜燴。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是在說兩個字“我能”。
　　
　　在最重要的任務完成之后,《三槍拍案驚奇》才是真正的商業大片。劇本是幾百萬美元買的科恩兄弟的經典之作《血迷宮》,演員有當紅炸子雞小沈陽。我們不會在其中看到賈樟柯《世界》那樣毫不妥協的堅持,也不會看到李揚《盲山》那樣任誰也逃脫不了的悲愴。有趣的是《三槍拍案驚奇》在上映之前就已惡評如潮,這其實是思維慣性在作祟,沒有搞清楚——這次是真拍給大眾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