廁所里的書房-成長
我是在小城里的一所寄宿學校念的高中，學校的大門每周只有在周日下午兩點半才會打開給我們放行，到了六點半班主任就開始在教室里點人數。缺席者的名字會被寫在黑板的右側，遲到者則要站在門口等待老師訓話。每周日的這四個小時對我來說太寶貴了，以至于我常常在周六就開始盤算這段時間要怎么度過，周日午休時我更是輾轉難眠，生怕自己睡過頭，所以，我常常躺在床上盯著枕邊的鬧鐘看，快到點兒了，我就“嗖”的一聲跳起來，趕在學校大門打開的第一時間沖出去。
但我常常在沖出去后又不知所措，失落地在小城里兜兜轉轉。街市是那樣狹小，水果攤和文具店我都逛遍了，甚至連路人我都熟悉得不得了，走兩步就會遇見同學。于是，這短短的四個小時逐漸變得刻板而因循守舊起來。我讓三輪車車夫把我拉到附近的書店，買完習題參考書后我就松一口氣，然后囫圇吞棗地把那些“不務正業”的書翻來翻去，遇到喜歡的就買下來，不喜歡的就擱置一旁。直到熬過四點半，我才依依不舍地移步離開，往那條熟悉的舊街道走去。天色還是那么明亮，行人們都各自奔波著，我仰頭想：難道這就是我的十六歲嗎？我灰頭土臉地回家洗澡、吃飯，然后掐著表坐顛簸的三輪車回到學校。
校園小得即使天色暗了下來，人們也尋覓不到藏身之處。“校警”們像是無須充電的機器人，時刻警覺地睜著“火眼金睛”，搜尋著那些飯后在樹蔭下閑坐的少男少女，盤問那些晚自習時間憂郁、孤獨地在操場上奔跑的同學。而最令我討厭的是，隔壁理科班那個多管閑事的班主任。我曾經幾度被他從寢室里揪出來，和室友們并排穿著褲衩、裸著上身，站在大太陽底下暴曬，或者在寒冬的夜晚被罰繞著球場瑟瑟發抖地轉圈跑。
他總是赤裸裸地羞辱我，仰起他高傲的理科重點班班主任的下巴蔑視我，而理由又總是那么荒謬——午休、晚休時間都不能看書。
我們是十個人住一間寢室，六張床，上下鋪，空了兩個床位騰出來放衣服，走道狹窄得甚至不能并排站兩個人，銹跡斑斑的鐵床脆生生的，仿佛隨時都會被壓彎折斷一般，讓人心驚膽戰。重要的是門邊還有兩扇大開的窗子，巡視的老師走過時，里面的動靜能看得一清二楚。學校中午十二點下課，十二點半午休，鈴聲一響，整棟樓就像是中了邪一般，從方才的歡騰聲中肅然休止。老師們每天都來查房，他們掃視著床上床下，甚至連房間里有幾只蜘蛛、幾只蟑螂都熟稔于心，可唯獨有一個地方他們看不到，也管不了，那就是每間寢室的廁所。
這個陰暗、潮濕、逼仄而且味道不怎么好聞的空間，成了我們寢室的人每天爭奪的戰場。每個人都會手不釋卷地帶一本書蹲在這個小角落里，從看第一行字開始就不停地有人小聲催促：“你好了沒？輪到我啦！”“哎哎哎，怎么輪到你了？我還沒進去呢！”大家你爭我搶、唇槍舌劍，每講一句話前都要仰頭觀察是否隔墻有耳。
而我總是最后一個進去，等到他們都累得睡著了，我就悄悄地抱著書蹲在廁所里翻看。那個年紀看的書多而雜，我有時候沉迷于故事的曲折，有時候感嘆于作者文筆的優美。我十六歲的時候在那間滴答漏水的廁所里，用了兩周才看完王安憶的《長恨歌》，而王小波的書則時常讓我破涕為笑，《黃金時代》我讀了好幾遍，《一只特立獨行的豬》讓我忍俊不禁，《東宮西宮》讓我頭皮發麻、渾身起雞皮疙瘩，甚至導致有一段時間我對公共廁所有心理陰影。那個時候，我最中意的作家是郁達夫和太宰治，我不僅反復閱讀他們的小說，還不由自主地模仿那種敘述的筆調，把人生過得昏天暗地。
我開始如上了癮一般買書，然后躲在廁所里看，這個閉塞、陰暗的空間仿佛已經成了一個固定的書房。夜晚十點半寢室熄燈，而唯有廁所可以亮著燈。昏黃的燈光彌漫著曖昧的氣息，映照在紙張上叫人愈發迷離。
有時候夜晚失眠，或是被噩夢驚醒時，我都會悄然從枕邊取一本書，躡手躡腳地爬下床，躲進廁所。困頓或是渾渾噩噩的情緒會在這里煙消云散。有時候是一本詩集，我翕動著嘴唇默念。我怕廁所的燈光太亮影響舍友休息，便借著從窗子透進來的月光或是走廊徹夜不熄的燈光，抱膝蹲著在深夜里讀。
這狹窄的空間讓我有足夠的安全感，紅白磚塊砌起的高墻將我與外界隔絕，有綿綿的青苔痕，有斑駁的磚墻影，于是我在這里思考青春和人生。我讀薩岡的《你好，憂愁》，也讀薩特的《惡心》；我讀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也讀加繆的《西西弗神話》；我讀世界歷史，也讀中國地理；我讀科普雜志，也讀文學期刊。我上高中時讀的所有“不務正業”的書幾乎都是在這里讀的。這些書是我從學校塵封的圖書館里借來的，或者是從書店里一本本挑著買來的。
在那段歲月里，我把吃飯的錢都省下來買書，從書店里買，從網店上買，那些書從四面八方鋪天蓋地而來，我將它們一一帶進我的“書房”，和我共度一個中午或是臨睡前的時光。
我現在再也找不到那樣陰暗、潮濕、逼仄、簡陋的廁所，可我總是帶一本書坐在馬桶上看，側耳傾聽，希望有滴答滴答的漏水聲，可惜早已尋覓不到。而原本那種踏踏實實的安全感，更是變得畏首畏尾、東躲西藏，生怕有熟人路過窺視到。我坐在馬桶蓋上抱著一本書發呆，一動不動，像一具木乃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