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隨和”，不可茍且-生活

一次外地的聚會上，熟人將一陌生文友介紹給我，先是告訴了我對方的姓名、身份、作品發表等情況，接著補充了一句：“這哥們兒特別隨和，什么事都好商量。”我微笑著說了聲“兩位好”，心里卻不由得生出幾分不以為然。
　　
　　人要隨和，這是沒問題的。“隨和”這個詞怎么解釋，我沒有專門去翻詞典，在我的理解里，應該指的是和氣而不固執己見。比如朋友請你吃飯，你的職位與另一個人差不多，主人將那個人安排到了主賓位，卻將你安排在次賓位，你不當回事談笑風生，別人會覺得你有氣度、隨和；如果非要較個真兒，非主賓位不歡，這飯就吃得味同嚼蠟。再比如你名氣很大，跟著一幫子人去采風，是孤芳自賞，對誰都露出一副我是牛人、大家必須圍著我轉的表情，還是沒大沒小跟大家玩在一起、樂在一塊，使人看不出名氣之別？我想應該是后者。
　　
　　然而，如果我們將人的隨和理解為“什么事都好商量”，就大錯特錯了。蔡元培熱愛教育，非常關心學生，曾幫過許多人的忙，大家都覺得他很隨和。1930年秋，國民黨某省政府改組。一個北大學生請蔡先生向蔣介石推薦他，并托老同學聯名致電蔡先生促成。蔡元培很快給了回電，只有一句話：“我不長朕即國家者之焰。”原因很簡單：蔡元培厭惡官場上的拉拉扯扯，違背良知的事，他堅決不干。
　　
　　曾國藩同樣是個內心有堅持的人。他與李元度（字次青）的關系原本非常好。李元度在京師與曾國藩相識，并經常向曾國藩請益詩文，形成師生關系。咸豐三年（1853年）臘月，李元度辭去郴州州學訓導的官職，回到老家平江，征集500名鄉勇，稍稍訓練一下，就領其直奔曾氏在衡陽的大營。曾國藩曾致信李元度的母親說：“次青于我，情誼之厚，始終不渝。岳州之敗，星馳來赴。靖港之挫，從人皆散，次青追隨賤軀，不離左右。出則嗚咽鳴憤，入則強顏相慰。”后來，徽州失守，曾國藩卻毫不猶豫地向朝廷參劾了身為主將的李元度，一點余地也沒留。曾國藩事后在致同鄉彭麗生的信中做了這樣的解釋：“次青守徽，城未破而先遁；既敗之后，又不速回大營，共支危局，乃徘徊于浙江、江西境內，經月不歸；迨歸至敝營，又不能束身待罪，徑自回籍；今春又不以一函相商，擅自赴浙。論其自立，則往年撫州一敗，去歲徽州再覆，既已置節義于不問；論其相與，則以中行待敝人，而以智伯待浙帥，又盡棄交誼于不顧。公私并絕，無緣再合。”以曾國藩與李元度曾經的親密關系論之，后者如果僅僅是對曾國藩個人不夠尊重，他是可以原諒的，從而體現“隨和”，但李元度作為前方守將，“城未破而先遁”“既敗之后，又不速回大營，共支危局”就不是小問題了。
　　
　　分清哪些事可以“隨和”，哪些事不能“隨和”，非常要緊。世間的事大體分為兩種，一種只關系到個人的面子或一點小利益，對這類事，我們的“隨和”是大度；一種則關聯著黑白是非、公序良俗，對此種事，我們的所謂“隨和”則變成了茍且。蔡元培、曾國藩對原則問題的堅持，目的就是要避免自己看不起的茍且。
　　
　　一個人知了是非還得有堅持之心。中國傳統上是個人情社會，做犬儒、鄉愿，沒有太多輿論壓力，但要較真，要講是非，要按規則處置犯錯的人，就會惹來千奇百怪的議論。沒有幾分信仰，沒有對規則的呵護之心，沒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很難將初衷貫徹到底。
　　
　　懸崖上的黃山松是不會“什么事都好商量”的，因為對某些規則的不懈堅持，它才活成了一種絕世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