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莊中性描寫的句子匯集80條
讀《帶燈》的感想
讀了賈平凹的《帶燈》后有什么感想呢?是否被其中的思想所震撼。
《帶燈》出來，評者如潮，爭論也如潮。我把作品找來看，形成了一些看法。奇怪的是，我已不像往常抓緊寫文章，加入到評論者的行列中去，以至拖到現在。這是不是一種遲暮之態。不過，靜下來想想，《帶燈》還是很值得一談的。我想談的主要是《帶燈》的思想價值、審美價值、創新點、不足，以及由它所引起的關于當今文學深化的問題。
《帶燈》仍然是直面當今農村現實，探索中國鄉土靈魂及其痛苦蛻變的作品。賈平凹的一系列鄉土作品——《高老莊》《懷念狼》《秦腔》《高興》《古爐》，直到《帶燈》，包容了處于現代轉型背景下中國鄉村政治經濟文化沖突的方方面面，它有一股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氣息。就其關注中國鄉土日常生活的深度而言，我個人認為，目前還找不到第二個人。它深入到了農民心靈的深處，其信息量之豐富，人性之詭異莫測，映現的基層社會政治生活之盤根錯節，以及家庭倫理和鄉土倫理之變遷百態，均堪稱豐博。嚴格地說，從《秦腔》開始，賈平凹自覺地放棄了宏大敘事的架構，潛心于“細節化”展示歷史生活的方式，他的視角總是喜歡從一粒沙、一滴水、一個針孔眼兒來看這個大千世界;總是從民間最底層的芥豆之微寫起，從最細微、最容易被遺忘的角落發現對我們時代來說非常重要的信息。這近似于蝴蝶效應。他在陜南的某條山谷中的小鎮上扇動翅膀，輻射波卻漣漪般推向四面八方。這是賈平凹的特點。《帶燈》同樣沒有離開這個特點。
在賈平凹筆下，一個小小櫻鎮，卻有那么多的趣事，“鎮政府如趕一輛馬拉車，已破舊，車箱卻大，什么都往里裝，搖搖晃晃，卻到底還是在走”。櫻鎮的風俗畫徐徐展開，實在好玩，但也并非負曝閑談，自有內涵，轉化得自然。櫻鎮人生虱子，由虱子的黑與白又引出了皮虱子的降臨。帶燈這時走來，她想改造鄉人生虱子的陋習，沒有成功。櫻鎮歷來廢干部，鄉干部多遭遇不測，但那是干部們自己屁股下有屎，人要有本事還得把人活成人物，如本地人元天亮就當上了省政府副秘書長，成了傳奇。據說這與那一場為保衛風水、阻止高速公路穿過、阻止開挖隧道的大戰有關;也據說因他鼻子下的兩道法令特別長，是當大官的相，他又屬龍，手里啥時都冒煙，那叫云從龍，他走路呈內八字，熊貓就走內八字，于是成了國寶云云。這等閑談不也很有意思嗎。
賈平凹的作品，在有限的時空里面，對人物的品質和人物的內涵有細致耐心的描寫。它運用大量細節推動，靠細節說話，這就有了進入生活的內部之深。且看鄉上經驗視頻會的布置，多么緊張、多么滑稽;且看馬副鎮長的淺薄，虛榮、剛愎自用、權欲異化;再看薛元兩家的沙廠之爭斗，兩個鄉村強人相爭，鎮長如騎木馬，搞平衡，煞費苦心;唐先生給出了妙招，油滑而騎墻。這些都是新聞里讀不到的學問。過去我們說，巴爾扎克在他的《人間喜劇》中給了我們一個法國社會的現實主義歷史，這里不妨借用一下，賈平凹以他浩瀚的小說，也給了我們一個鄉土中國的現實主義歷史，在經濟學、社會學、風俗史方面提供了很多翔實的細節。賈平凹的這幅畫卷是動態的，中國的鄉土與農民是處在不可挽回的式微中、解體中，就好像秦腔不管怎么唱都很難融入現代生活一樣。從社會化的角度來看，解體是必然的;從人文傳承來看，又是令人感傷的。賈平凹的作品潛在著這種對立性的矛盾和糾結，因其潛在的悲劇性，所以天然地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
有些文章認為《帶燈》寫得過于混沌，其實賈平凹的特點就是混沌，換個角度看，也是一種豐富。也有人說他寫得很不尖銳，其實他的尖銳是隱蔽的，所謂“純棉裹鐵”，錐子藏在布里，并不大聲疾呼，觸及的問題卻是深刻的。王后生牽頭帶領村人告狀，其實這個狀沒什么大不了的，頂多影響到某些人的政績，然而在某種暗示下，他遭到整個鎮政府干事們的.推搡、毆打，并發展到嚴刑拷打，場面慘烈。可是這個鎮的書記又好像有一種頗為開明的姿態，說什么我不能保證民主，但我要維持穩定;還說我不能保證法治，我要做到清明。其邏輯是混亂的。這就是中國底層某一角的幽暗狀。對告狀的農民像踢一個小石子一樣把他踢開了，能說不尖銳嗎?
《帶燈》較賈平凹以往的創作，有明顯的理想主義傾向，這主要體現在對“帶燈”這一人物的塑造上。作品主要描繪她的人格之美和內在的精神追求。作為個人，帶燈肯定無法改變現實中的許多問題，她是一種很微弱的力量，但她可以自己發一點光。作品最后的螢火陣，如佛光繚繞，含有象征意義。每個個人的發光，就能匯為民族的希望。這是令人感動的。對于帶燈的刻畫從兩方面著手，一面寫帶燈干練，能適應世俗，勇于承擔責任，在一次特大事故中，她雖已渾身是血，仍在大聲叫喊，不要讓兇手跑了;另一方面，寫她的內心清高脫俗，在一個無法改變現實的環境當中，她只能把自己的精神、理想寄托在給元天亮寫信上。這個形象獨特、凄涼、美麗、感傷。
有論者認為，比起一些人文宣言擲地有聲的作家來，賈平凹就顯得缺乏尖銳的思想鋒芒、堅定的精神立場和鮮明的價值判斷。我不完全贊同這樣的看法。我對某些堅守人文精神的作家抱以敬佩，但對文學來說，直接表達出來的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東西，一些作家言論激烈并不意味著他的作品的形象世界也一樣激烈。文學并不是把哲學思想轉換一下形式裝進意象和敘事之中就可以完事，而應是通過復雜的藝術形象自然而然地傳達作家的思想感情。在我看來，賈平凹真是目前中國作家里少有的敢于正面迎視和試圖解釋這個巨大、奇特、復雜、糾纏、難以理出頭緒的時代的作家。目前中國作家的最大問題是丟失了把握和解讀這個時代的能力，無法定性，于是只能舍棄整體性，專注于局部趣味，或滿足于類型化。賈平凹也不是先知先覺，但他的作品有潛在的時代性焦慮，他也茫然，卻懂得老老實實從細部入手，從最底層寫起，他面臨著無法命名，或如許多人指出的缺乏思想光芒，缺乏穿透力，缺乏概括力，缺乏宏觀把握力，停留在事相本身的問題，但他從未放棄從整體上認識并把握這個時代的強烈追求，這一點殊為難得。賈平凹是有超越性追求的人，與就事論事的平面化模擬寫作還是不同的。他胸懷解讀我們這個時代的追求，但他同時又沒有充分能力解讀我們這個時代，這也是一種悲劇性的沖突。
看《帶燈》的過程，我經常想一個問題，就是：賈平凹寫了這么多年，近1000萬字，這種書寫的意義在哪里?或者說，他寫作的價值在哪里?為什么它是時代所需的，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相反?在碎片化、微博化、淺閱讀的包圍下，人們還有沒有耐心讀他的鄉村故事，若無，這究竟是他之過，還是時代的原因?我認為，賈平凹從早期的青春寫作，到二月杏，到黑氏，到天狗，再到浮躁，到廢都，到病相報告，到高老莊直至帶燈，他一直在求索著世界背景下的民族化書寫，或世界語境下的中國化、本土化寫作，求索著中國經驗的表達方式。在漢語寫作的方式或藝術形式，主要是語言、話語、風格、韻味的探索上，他下過一番功夫。事實上，賈平凹借鑒西方的痕跡不太明顯，主要是精神和哲學上的。大家都說《帶燈》有很大的變化，其實有一種很重要的變化就是他語言風格的變化。這里面出現了所謂漢魏風骨的表述，有的行文讓我想起《世說新語》里面簡勁的、明快的、言簡意賅的很短的句子。
最近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評者認為，現在有了大量的迅捷而密集的新聞，像《帶燈》這樣的作品存在已經沒有意義，意思是說，關于農村基層的問題，如上訪、拆遷、計生、救災等等，常常見諸于報端，大家都知道了，與帶燈每天處理的綜治辦的事務非常相似。照這種說法，那么有140個字的微博也就夠了。文章沒有用了，文學作品也沒有用了。這里涉及到當今文學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問題。我現在看電視上滿眼的后宮戲、潛伏戲、被武俠化了的抗日神劇就想，為何很少看到驚心動魄的、著力表現當代生活的作品呢?我也看過不少的官場小說，我不想貶低所有的官場小說。但我還是覺得相比之下，我讀《帶燈》完全是在另一個高層次上，我覺得我是在讀情懷，讀人性的復雜，讀情感的微妙，讀人生的韻味，讀轉型時期世態的多變，也是在讀我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可以說是讀美文，讀漢語之美。這就進入了文學的審美圈，文學需要一個人學的內涵，決不是有了新聞，還要文學干什么。文學有文學的領域。很可惜的是，人們往往沒有耐心進入文學的領域當中去涵詠、體會。
也有論者認為，當今鄉村正在解體，在現代化轉型中，作為鄉土文學的土壤即將不存在了，因而鄉土文學也面臨終結的窘境。指出鄉土文學的困境和呼喚新的開拓當然是對的，但這一判斷是不符合生活實際，也不符合文學傳統和現實實際的。我國的鄉土仍是廣大的，作為農業大國，也還是現實存在;退一萬步言，即使中國像某些完全沒有農業的工商國家一樣，中國的鄉土文學作為傳統也仍然會潛隱而頑強地存在，尋根仍然是不竭的追求。它是基因一樣的東西，是無法去除的，只要中華民族還在，鄉土精神也就不會消亡。但它的主題會變化，場域會變化，人物的精神構成會變化，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會變化，這個變化必然是劇烈的、空前的、深刻的，含有某種悲劇性的，但作為精神家園的鄉土人文傳統不會斷裂和消亡。賈平凹在今天之所以顯得重要，之所以在表達中國經驗方面為世人所關注，就因為他寫的東西關乎民族精神的動向和前景。
《帶燈》還是有不足的。我特別看不慣帶燈總是給元天亮寫信這個設置，我覺得元天亮太具體了，他是個大官——省委常委，讓人覺得帶燈這么高的精神境界非要附著在一個大官身上，會不會變成了一種世俗、虛榮甚至有幾分幼稚的東西。依我的理想，帶燈寫信的對象完全可以是一個“戈多”，可以是一個無名的對象，那就是一個精神的宣泄口。她每天悶得夠嗆，她每天寫日記，就是好散文，就是情感的寄托。為什么一定要是元天亮呢?第二點，賈平凹的《帶燈》雖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帶燈》的情節線索肯定很集中，語言明快、簡潔，人物線索的處理單純化了，也更加吸引人，但是整個的寫法還是“一粒沙”的寫法。賈平凹完全具備了不只是從“一粒沙”書寫的能力，沒必要一直不變地采用這種寫法，也可以從上層，比如城鄉結合來寫，甚至把國際的因素拉進來寫。這樣會有更大的概括力，這只是我個人的幻想。第三，賈平凹近年來一直奉行的是中性的、不做價值評判的、客觀寫實的方式，就是讓生活自己去呈現，生活本身的深刻性就是他的追求，不像有的作家，主觀追求明顯，世界完全是他主觀架構的。巴爾扎克寫東西就和卡夫卡完全不一樣，卡夫卡的《城堡》不是寫現實中的存在，而是我的主觀對于現代人困境的形容，我總覺得賈平凹的寫法里面要不要有一個主體，一個更強烈的主體呈現出來。《帶燈》是優秀的作品，但還是有一點過多地依賴了生活，精神上的超越還不夠。
讀賈平凹《帶燈》有感800字
泛讀了賈平凹老師的新作《帶燈》，緣于工作心情的不寧，未嘗靜心品味。掩卷遐想，于夜里夢歸故鄉農村，見到了父母同學，親朋好友，領導同事……
回到作品，首先不解其名《帶燈》。本想螢蟲生腐草，寓意明顯，如果喚作小螢/瑩/盈等，當更能體現鄉鎮工作中女士的孤憐與無助，更易喚起讀者的共鳴。也許是作者不希望大家憐惜，或者憐惜無用，故用帶燈這個中性詞以匹配綜治辦主任的職務。帶燈匹配的是職務不是人，亦可理解為帶燈不是（一般的）人，綜治辦不是人干的活。當然，或許也同時寄希望于她以弱女之軀給枯燥瑣雜無奈的基層工作帶來些許清亮？
其次是虱子。興許很多年輕人都不曾見過虱子，過來人也已多年不見。更難想象如何去抓虱子，如何適應習慣遍處的虱子。想想被窩里衣服中身上發梢都隱藏著咬人的難抓的虱子，那是何番滋味？更何況還要動手去抓去滅。虱子不同于蚊子，蚊子可用蚊香蚊帳或蚊拍來區隔消滅，攻擊前會發出警報聲，易于防范。虱子卻只有當你感到身體的某一部位被咬時，才能感到它的存在。伸手進去摸索，他卻早已轉移了戰場，且絲毫不顧及你的處境與周遭的眼神，從頭發到脖子，從胸口到腹部，從下體到大腿無處不在無一不咬。
《帶燈》中的虱子是什么？大概是社會中的各種惡的化身，各種亂象、弊垢、陋習罷。它不咬你，你不覺然，與平常無異。你討厭它，惡心它，它依然存在，存在你的心中，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周圍，在各處不凈的環境中。你努力清除它，捏了一只，卻又來了一群，似乎永遠也沒個盡頭，永遠無法清靜。正如書中的帶燈與竹子，要么上床睡覺惹虱子，要么站著不要睡。在一個充滿虱子的世界里，想要潔身自好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屈原那樣，“舉世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其歸宿唯有汨羅江。因此帶燈的結局只能精神失常，逃離現實，活到自我構筑的清靜的精神世界里。
作者通過一個鄉鎮干部降級處分扛黑鍋等種種因素導致的半夜三更的'游蕩，與瘋子的同路，和元天亮的“意淫”……她“瘋”了，作品通過展示她的悲，展示了社會現實的惡。然而現實社會中，若帶燈如書中所述出淤泥而不染，德才兼備又漂亮，丈夫是畫家，家庭收入不菲，鎮長是同學，還喊她帶燈姐，也算是有錢有關系的干部了。如此條件的帶燈只要以畫為禮或變現以贈或稍染淤泥從了潛規則，抱上鎮縣市省領導的一條腿，足以鳳凰高飛，前途無量。然而，作者卻硬讓其呆在綜治辦的崗位上露水清風，不食煙火。
其二，以帶燈的工作能力業績口碑，本當表揚獎勵晉升才是，作者卻不升反降，連降兩級，搞得夜游失常。人生無處不江湖，官場更是大江湖。帶燈想要保持內心的潔凈清高，要么從眾化俗適應虱子，要么逼瘋逃離躲開虱子，賈平凹選擇了清醒，于是帶燈只能瘋了。
螢蟲生腐草，以為改了名不是螢就可以脫離腐草，然而始終無法擺脫這個惡的社會，只有瘋了才能解脫，于無人夜里游蕩
讀賈平凹之《帶燈》有感
【篇一：火焰向上，淚流向下——讀賈平凹之《帶燈》有感(作者/ 張光恒】
當代著名作家賈平凹的小說，向來以空靈、蘊藉、婉約的特點，而受到讀者喜愛，這次，賈平凹又一次帶給我們新的驚喜，那就是2013年1月新出版的小說—一《帶燈》。
這部作品，通過描寫鄉鎮政府基層干部的日常工作情況，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苦與樂，悲與喜，更看到了中國社會在向民主法治道路上不斷前進的力量。同時，這部書，也讓我們領略到了他寫作風格的新變化：那就是具備細膩、簡潔、明快的特點，同時，用最簡單的方式，把故事講明白。
帶燈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她美麗而富有理想，在鄉鎮上任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主要負責處理鄉村所有的糾紛和上訪事件，每天面對的都是農民的雞毛蒜皮和糾纏麻煩，但是她真心為老百姓解決問題，真心愛老百姓，而受到了百姓喜愛。然而，帶燈卻常常是在矛盾之中完成著自己職責的：既不愿意傷害百姓，又要維持基層社會的穩定。她每天面對雜亂無章，內心卻向上飛升，直到在現實中無處可逃時，才只好給遠方的鄉人元天亮不斷寫信，尋求慰藉，這幾乎成了她在“濁世”中的一點精神寄托。
“帶燈”這個人物，明顯是帶有隱喻與象征意味的。主人公原名叫“螢”后改為“帶燈”，喻示她的命運象螢火蟲般雖拼命地燃燒和照亮周邊黑暗，但注定是微弱無力，終歸塵土。誠如作者賈平凹本人所說的：“帶燈就是在黑夜中帶了一盞光線很微弱的燈。小說中，帶燈最后心理也受到傷害，腦子也有些問題，出現好多病，后來她也上訪。在作品的最后，出現了一大片螢火蟲。寫到這兒的時候，我是想，在當今社會，每個人如果都像螢火蟲一樣，靠著自己一點點光亮，還是可以照亮好多人。”
打開書的扉頁，印著這樣一行字“或許或許，我突然想，我的命運就是佛桌邊燃燒的紅蠟，火焰向上，淚流向下。”賈平凹特意讓出版社加上的這句文字，就是為了很好地體現這部小說的主題：那就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去燃耗自己，盡管光亮微弱，也不失是一種對自己人生意義的追求與實現。
《帶燈》較之賈平凹以前的作品，敘述風格明顯有了新變化。60歲的賈平凹，歷經很多世事，心性有了較大改變，小說擺脫了以前作品的“把現實與奇異、夸張、變形，糾結在一起”的特征，在保留原來敘事風格的.基礎上，寫得更為明快和流暢，更容易讓讀者接受。正像賈平凹在此書后記中所寫的一樣： “到了這般年紀，心性變了，卻興趣了中國西漢時期文章的風格。它沒有那么多的靈動和蘊藉，委婉和華麗，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簡約，用意直白，下筆肯定，以真準震撼，以尖銳敲擊。”
這本書，如果細心去看，就會發現里面各小章節前面的小標題，用黑色方框固定了，看起來醒目自然。這是賈平凹別出心裁的設計：意在希望這本書中記錄一些中國社會現實的東西，并讓人們有所啟發。這一切，可以看出他在創作的時候，有一種使命感在里面，并不是簡單地只是寫一部小說。
【篇二：讀賈平凹之《帶燈》有感】
泛讀了賈平凹老師的新作《帶燈》，緣于工作心情的不寧，未嘗靜心品味。掩卷遐想，于夜里夢歸故鄉農村，見到了父母同學，親朋好友，領導同事……
回到作品，首先不解其名《帶燈》。本想螢蟲生腐草，寓意明顯，如果喚作小螢/瑩/盈等，當更能體現鄉鎮工作中女士的孤憐與無助，更易喚起讀者的共鳴。也許是作者不希望大家憐惜，或者憐惜無用，故用帶燈這個中性詞以匹配綜治辦主任的職務。帶燈匹配的是職務不是人，亦可理解為帶燈不是(一般的)人，綜治辦不是人干的活。當然，或許也同時寄希望于她以弱女之軀給枯燥瑣雜無奈的基層工作帶來些許清亮?
其次是虱子。興許很多年輕人都不曾見過虱子，過來人也已多年不見。更難想象如何去抓虱子，如何適應習慣遍處的虱子。想想被窩里衣服中身上發梢都隱藏著咬人的難抓的虱子，那是何番滋味?更何況還要動手去抓去滅。虱子不同于蚊子，蚊子可用蚊香蚊帳或蚊拍來區隔消滅，攻擊前會發出警報聲，易于防范。虱子卻只有當你感到身體的某一部位被咬時，才能感到它的存在。伸手進去摸索，他卻早已轉移了戰場，且絲毫不顧及你的處境與周遭的眼神，從頭發到脖子，從胸口到腹部，從下體到大腿無處不在無一不咬。
《帶燈》中的虱子是什么?大概是社會中的各種惡的化身，各種亂象、弊垢、陋習罷。它不咬你，你不覺然，與平常無異。你討厭它，惡心它，它依然存在，存在你的心中，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周圍，在各處不凈的環境中。你努力清除它，捏了一只，卻又來了一群，似乎永遠也沒個盡頭，永遠無法清靜。正如書中的帶燈與竹子，要么上床睡覺惹虱子，要么站著不要睡。在一個充滿虱子的世界里，想要潔身自好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屈原那樣，“舉世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其歸宿唯有汨羅江。因此帶燈的結局只能精神失常，逃離現實，活到自我構筑的清靜的精神世界里。
作者通過一個鄉鎮干部降級處分扛黑鍋等種種因素導致的半夜三更的游蕩，與瘋子的同路，和元天亮的“意淫”……她“瘋”了，作品通過展示她的悲，展示了社會現實的惡。然而現實社會中，若帶燈如書中所述出淤泥而不染，德才兼備又漂亮，丈夫是畫家，家庭收入不菲，鎮長是同學，還喊她帶燈姐，也算是有錢有關系的干部了。如此條件的帶燈只要以畫為禮或變現以贈或稍染淤泥從了潛規則，抱上鎮縣市省領導的一條腿，足以鳳凰高飛，前途無量。然而，作者卻硬讓其呆在綜治辦的崗位上露水清風，不食煙火。
其二，以帶燈的工作能力業績口碑，本當表揚獎勵晉升才是，作者卻不升反降，連降兩級，搞得夜游失常。人生無處不江湖，官場更是大江湖。帶燈想要保持內心的潔凈清高，要么從眾化俗適應虱子，要么逼瘋逃離躲開虱子，賈平凹選擇了清醒，于是帶燈只能瘋了。
螢蟲生腐草，以為改了名不是螢就可以脫離腐草，然而始終無法擺脫這個惡的社會，只有瘋了才能解脫，于無人夜里游蕩。
賈平凹《帶燈》的燈
《帶燈》是作家賈平凹的作品，全書主要寫了什么內容呢?
《帶燈》這本書，拖拖拉拉地讀了一個多月。賈平凹這本小說的敘述風格很奇怪，是隨著女人公帶燈的工作生活和思維節奏緩慢推進的，同時穿插在書中帶燈向元天亮這一當地出身的省城名人的短信，讓故事情節時不時中斷，增加了欣賞障礙，減少了閱讀快感。短信的語言風格又和小說的語言風格截然不同，讀著就有了一種零七八碎、斷斷續續的感覺，讓人難以有一口氣讀完的沖動和耐心，偶然放下，還得翻翻前面的故事，看到底說到哪兒了。
《帶燈》寫西北鄉村一個叫做櫻鎮地方發生的故事，它將農村維穩面臨的種種現實困境集中于這個小鎮來展示，既顯得異常尖銳，又是那么的真實。
小說中的主人公原名叫螢，一日在村民家里，不敢看現場給婦女做結扎，便躲到屋后的麥草垛下，看到螢火蟲明滅不已，螢火蟲夜里自行帶了一盞小燈，于是改名“帶燈”。帶燈容貌美麗、孤芳自賞卻又有那么一點兒不合時宜。作為鎮綜治辦主任，維穩是帶燈工作的主要內容，整天她都在與形形色色的上訪者周旋，有上訪專業戶，有靠上訪斂財的代理者，有的利益受侵害卻不知如何維權，有的為一棵樹糾纏多年，還有村民之間的紛爭，婆媳矛盾，帶燈就是在這一類雞零狗碎民事矛盾中完成著自己鄉鎮干部的職責，她既不愿意傷害百姓，又要維持基層社會的穩定。全書的高潮是一場兩個家族的血腥械斗，作為綜治辦主任的帶燈去阻止，卻遭到肇事人的重擊受傷。本來是由于鎮領導處置不公引發的'事件，帶燈卻成了一個替罪羊，被免去綜治辦主任的職務、降薪。她像替罪的臨時工一樣成為一個悲劇人物。
小說開篇就是高速公路修進秦嶺，要經過櫻鎮，引發櫻鎮農民群體事件，元老海帶領幾百人阻止開鑿隧道。小說寫道：“元老海帶領著人圍攻施工隊，老人和婦女全躺在挖掘機和推土機的輪子下，喊：碾呀，碾呀，有種的從身上碾過去呀?!”這開篇就寫出當今中國農村面臨的城市化沖擊及其農民的激烈反應。“要想富，先修路”，這是我們常看到的一條標語，是當今城市化的一項主導措施，也是中國農村走向城市化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所有的一切都被描繪成一幅美好的藍圖，但由此帶來的創痛與問題卻被遮蔽了。
小說里有太多現實的困境，而這些故事在中國的任何一個農村里都在上演，陰影一樣籠罩著生活在那里的人們。無力的掙扎就是不斷地上訪和被截訪。但誰都無能為力。對于這個敏感的題材，賈平凹沒有單一地針對某一方的對錯作出價值判斷，而是站在文學的高度，從人性上給予了理解和關懷。村民上訪和鎮政府防止村民上訪，兩者角力，斗智斗勇，雖然官與民的力量懸殊沒什么好說的，但在這里面你既能發現作為鎮政府干部的人性化，也能看出個別村民的狂躁乃至匪氣，當然更多的還是無可避免且難以回避的悲劇在一幕幕重復發生。 就如書中帶燈所說，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
在這本書的后記中，你更能體味到賈平凹是懷著真情要寫出鄉鎮基層干部的艱辛，他們的奉獻和堅忍不拔。我身邊也有在鄉鎮工作的朋友，也時常聽他們說起鄉鎮工作的艱難與不易。記憶猶新的是08年奧運會開幕前，有個在鄉鎮工作的朋友，與同事從北京把幾個上訪的村民接回來后，也不送回家，而是直接在縣城包下一個小賓館，陪吃陪住，寸步不離達半個月之久。家就近在咫尺，這個期間，竟然沒踏進家門半步。
帶燈從一出場，就表現著與眾不同的超然脫俗，她有豐富的內心和豐沛的情感，盡管每天面對著最讓人無法擺脫的雜亂，內心卻不斷地向上飛升，在鄉間的山風樹谷中尋找安寧。當她在現實中無處可逃的時候，就把精神理想寄托放在了遠方的情感想象之中，遠方從未見過面的元天亮成了她在濁世中尋找解脫的精神避難所。她不斷地給他發短信，向他訴說。她對他的愛意與其說是對一個人的愛戀，不如說是對一種精神世界的向往。她寫給元天亮的信，意象靈動、詞句優美。她說：“我在山坡上已綠成風，我把空氣凈成了水，然而你再沒回來。在鎮街尋找你當年的足跡，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氣息。”她說：“我聽說人的靈魂起程要到去過的地方拾上自己的腳印，你的腳印是書，我給你抱著。” 而他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給她任何有用的教誨。他僅僅是一個象征：“鎮街上有三塊宣傳欄，郵局對面的那塊永遠掛著你的大幅照片。你是名片和招牌，你是每天都要升起的太陽……”。其實帶燈心里很明白：“你是我的白日夢”。盡管是以愛慕的姿態開始，但她從來不求回報，她只是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個家園。所以，無論元天亮是否回復，甚至是否存在，都無關緊要，她只是需要傾訴而已。
賈平凹善寫悲劇，他筆下的各色人物，洋溢著表象各異的悲情色彩。小說的結尾部分，帶燈由于腦部受傷，精神開始恍惚，不僅夜游，還說胡話。“帶燈大哭”一節的內容本應是帶燈給元天亮的信，但是不再是了，“元天亮”這樣一種精神的寄托已在此時幻滅掉。
賈平凹是帶著理想的情懷，想寫出新一代的鄉村基層女干部的形象，但現實生活中種種糾結、亂象和矛盾，卻不是理想性的愿望和想象所能遮擋得住的。賈平凹也沒辦法，所以最終還是讓帶燈回到了現實。回到現實的帶燈只是一只瑩火蟲。瑩火蟲的光可以點亮自己，卻無力改變世界。小說最后寫道：那只螢火蟲在夜里又飛來落在了帶燈的頭上，同時飛來的螢火蟲越來越多，全落在帶燈在肩上，衣服上。竹子看著，帶燈如佛一樣，全身都放了暈光。作者把未竟的理想，寄托給了 “佛”：只有通過自我修煉，才能完成對自己的救贖。
賈平凹說他一年大部分時間都往基層跑，看到了很多中國最基層社會的現實，才有了這次的創作沖動。想起幾年前，有個去村里掛職的機會，當時由于太害怕農村生活，放棄了，這么多年從沒后悔。直到這次讀完《帶燈》，心中忽然有了一絲懊悔，想著當初如果能堅強點，去農村工作三年，盡管寫不出像《帶燈》這樣優秀的小說，但至少會讓蒼白的人生豐富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