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中描寫湘的句子集錦90句
《離騷》重點句
第八段。屈原考慮接受靈氛的勸告以后，在迷離恍惚的心情中展開了最后一次的幻想。幻想終于破滅，這樣就結束了全篇。綜合其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表現在本篇里，屈原的內心矛盾正如蠶的作繭自縛一樣，愈來而愈益錯綜復雜，無法解脫;而這錯綜復雜的矛盾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沿著一條線索逐步向前發展的。那就是個人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如何求得統一的問題。假如單純為了不忍去國，則留下來而采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盡管在極端黑暗的現實環境里，又何嘗不能作和光同塵，明哲保身之計?但這是屈原所萬萬做不到的。假如單純為了抒展個人的政治抱負，則屈原的主張正符合于大一統前夕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司馬遷所說的，“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本傳贊)但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后所接觸到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的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的不但無法統一，而且引起了正面沖突的問題;這樣就把矛盾推進到最高峰，而無可避免地使得馳騁在云端里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絕望而又無法離開的土地上。第二，在這段里，極馳騁想象之能事，浪漫氣息非常濃厚。這是屈原靈魂深處苦痛的絕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顫抖，這種精神活動，盡管迷離恍惚，空闊無邊，但它所反映的現實心情并不是不可捉摸的。在準備離開楚國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他所飛翔的幻想始終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確地說，“指西海以為期”，這決不是偶然的。中國民族來自西北高原，蒙昧時期，我們祖先的活動是以西北地區為起點。因而遠古的神話傳說，絕大部分集中于以昆侖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帶。這是從我國最早的民族發展史上所形成的一個古老的神話系統。到了戰國后期，隨著生產的發展，疆宇的開拓，東方文化中心的齊國，以陰陽家鄒衍為代表又出現了一支以瀛海、蓬萊為中心的新的神話系統的萌芽。秦漢以后，有關神話傳說才漸漸由西北轉向東南。楚國在當時是保存遠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國家，因而以神話傳說為背景的屈原的創作，自然是詳西北而略東南。這僅僅是從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歷史意義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現的語氣結合著當時的客觀現實，則其中透露出一個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隱約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國所在地。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荊。惟秦強于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欲亟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離騷經注》)這話是不錯的。七雄并峙的局面，到了后來，大勢漸趨統一，山東六國必然被強秦所吞并，已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和屈原同時的荀卿在他所著“強國篇”(見《荀子》)里就有具體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從這一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出現在他思想里暫時的幻境，不但要離開父母之邦，而且是適仇讐之國，這樣就使得矛盾的沖突表現得更為尖銳，更為劇烈。這段一開始，屈原驅役龍鳳，揮斥云霓，表現得如何的活躍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經超越現實境界，而離開了苦難的深淵;可是當他忽然臨睨到故鄉的時候，血肉相聯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剎那間所呈現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滅里，放射出強烈的萬丈愛國主義光芒;而這種駿馬注坡，帷燈匣劍的表現手法，和他當時真實心情是完全相適應的。
最后五句是全篇的總結和尾聲，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獨特意義。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內容，簡要而深刻地闡明了屈原以身殉國這一偉大悲劇的真實歷史意義。五句分兩層：龔景瀚曰：“ ‘莫我知’，為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為美政’，為宗社(祖國)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茍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為美政’，而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亂’之數語盡之矣。太史公于其本傳終之曰：‘其后楚日以削，后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離騷箋》)死，在今天看來是消極的，但兩千年前屈原所采取的這種行動其中卻包涵著極其嚴峻的積極的現實斗爭意義。王夫之日：“原之沉湘，雖在頃襄之世，然知幾自審(預見未來，考慮到自己所應該采取的態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進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樹立，惟極于死以為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后犧牲的準備)，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辭通釋》)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從容以見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確的人生觀)! 豈與匹夫匹婦不忍一時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賦微》序)這些，不但說明了為什么屆原在沉湘前二十多年的《離騷》里會出現“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樣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駁斥了一般封建正統文人們有意誣蔑屈原，毀謗屈原，像漢朝班固所說“露才揚己，忿懟沉江”之類的謬論。
拓展閱讀：《離騷》寫作背景
《離騷》關于《離騷》的創作背景，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它創作于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時，還是流放中。《史記·屈原列傳》里說，年輕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讒害，楚懷王因而疏遠了他。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報任安書》里也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對同一事件的表述明顯存在著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首詩本身找證據是好辦法。詩中有這樣的詩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自疏”意味著主動的態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為詩中有“濟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懷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這并不足信。因為《離騷》后半部分，全是寫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濟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實有其事。
總之，《史記·屈原列傳》的說法是可信的。而《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時不大忠實于史實，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楚國的政治現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憤以抒情”而創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詩。由于其中曲折盡情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敘傳。
